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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应该孝顺父母?——谈谈儒家孝道

儒家宗教根源于对生命创造者的感恩之情与敬畏之心,“孝亲”是儒家宗教的重要内容。《论语》中记载了不少有关孝道的言论。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儒家强调“博学于文”,以重视教育著称。孔子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若要成为“君子”,“文”(后天的文化教育)与“质”(质朴的善良本性)缺一不可,因而,“学文”是儒者不可或缺的人生内容。不过,勤奋好学、自学成才的儒宗孔子认为,就做人的根本而言,比“学文”更加重要的是“孝”与“弟”,即孝顺父母和尊敬兄长。

“仁义”是儒家的基本道德价值,“孝弟”则是“为仁之本”。在“孝”与“弟”两项中,更为根本的是“孝亲”。在这一点上,儒教与基督教有很大区别。基督教也提倡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爱上帝、爱基督。《圣经》上记载,基督要求信徒们爱天父和基督超过爱自己的生身父母。孔子则认为,凡是不能够将爱父母作为人生第一要义者,就是在做人的根本上还没有立起来。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因为儒家文化对人的生命来源的看法与基督教有所不同。犹太教和基督教认为,一位男性的天父———上帝———创造了一切,与天地万物一样,人也是上帝的创造物,因此,人最该爱戴与感恩的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造物主天父。儒家文化则认为,天地孕育万物,父母生育儿女,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既要敬畏感恩造就了这一切包括人类的天地大父母,又要

孝顺感恩养育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在基督教徒的婚礼仪式上,感恩与顺服上帝是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的婚礼上,则一拜天地(人类和万物的大父母),二拜高堂(自己的生身父母),最后夫妻对拜,男女合德。

正因为中国儒家文化认为生身父母是个体生命的来源,所以对父母极其感恩,父母在家庭中地位神圣,“孝亲”是儒家宗教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主张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祭之以礼”,“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父母在生时要在物质上尽力供养,在态度上恭敬和顺,父母过世后依然要如同他们在生时一样供奉祭祀。

儒家文化强调仁爱、同情,宽恕,主张推己及人,仁人爱物,“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又肯定“爱有差等”。“爱”之所以有差等,是由血缘的远近所决定的。最该爱的是父母(自身生命的来源),其次是兄弟(自身的同胞手足),因而,“孝”与“弟”就是最重要的家庭道德,是一个人能否仁人爱物的根基,也是做人的根本。儒家也弘扬博爱道德,致力于培养“民胞物与”的境界与情怀,不过,儒家认为,要求一个人“爱无差等”,即爱别人跟爱他的父母兄弟一样,是不自然、不合理、不近人情的,因为血缘关系才是最根本的人际关系,“我”的爱是从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依次扩展出去的。

在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中,对生身父母的爱是最重要的。2008年四川大地震,一位正在上课的高中老师在地震发生瞬间不顾学生,只身逃离。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当时的情况,引发强烈谴责,因此得到了“跑跑”的绰号。事后,“跑跑”先生公开声称,如果当时自己的母亲和女儿同时在场,他很可能会救女儿而不是自己的母亲。按照儒家的传统道德理念,在危难中,儿子毫无疑问地应该先救生养了自己的母亲,母亲的生养之恩与生命价值高于女儿。这种把母亲生命的价值放在女儿和自己之后的言论,在传统中国社会无疑会被视为忤逆不孝,这就好像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时期,有人敢公然宣称不信上帝一样的可恶。

正因为个体生命来源于父母,在儒家传统中,父母对儿女行使体罚就具有正当合理性。“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要变坏”,“棍子底下出好人”,父母既然生养了儿女,当然有权对之实行责罚。对于父母的责罚,儿女应该痛悔己过,顺受无怨。《圣经·旧约》记载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无条件服从。亚伯拉罕毫不怀疑上帝的绝对权威和其要求的合理性,遵照上帝之命,用独子献燔祭。同样,在中国传统孝子们的心目中,生身父母就是自己的上帝,是自己生命的创造者与绝对权威,父母的任何要求责罚都有其合理性,都应该和婉顺应。

胡适成名于上个世纪初期全盘反儒家文化的激进新文化运动,他逝世时,蒋介石在挽联中称之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位新文化运动大将是深受传统儒家孝亲宗教陶冶同化的孝子。在《四十自述》一书中,胡适生动描述了童年时代寡母对他十年如一日的孝亲“布道”,以及

在做人和学习方面的严格督导,包括犯错时所受到的训责和体罚。中年胡适深深感激母亲,赞美自己的寡母既是“严父”又是“慈母”,将自己做人和为学的成就归功于母亲教子有方。青年时期,胡适曾一度因失意而酗酒浪荡,一次大醉后与巡捕争斗被关押了一夜,清醒后,他看着镜中狼狈的自己,想起了在家乡时时期盼他成才的母亲,决心痛改前非。不久,他考取了官费留美,数年后学成归国,迅速在学术文化界爆得大名。胡适广受到异性青睐,在婚姻问题上却惟母命是从,对母亲包办的发妻始终爱护不弃。三岁丧父的胡适对父亲毫无感性印象,却致力于从父亲遗留的文字中追寻其思想轨迹。在《四十自述》中,他称自己明理性重经验的为学路径是步父亲的后尘。他不仅学成后扬名显亲,还整理出版了父亲的全部遗著,晚年在《口述自传》中,他进而大量补述了父亲一生的主要事迹。综观胡适的生平可见,父母在他生命中的地位近乎神明,母亲的“布道”内化为他的人生动力,他的生命可谓是实践父母期待的一生。胡适的作为正是儒宗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当“善述父之事,善继父之志”的具体实践。

因为“孝亲”,孝子必然会珍爱自己的生命,爱护自己的荣誉。“孝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儒家认为,生命是父母给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能损毁,应该爱惜。人生一世,要好好做人,努力做事,在家尽孝道,在外行忠信,为父母争气,为祖宗争光。记得曾看到美国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女士的电视访谈节目,赵女士说自己无论是在学校学习,还是在社会上做事,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心理动力,那就是要为父母争光。赵小兰是姐妹中的老大,她的几个妹妹也都很出色。在她的家庭教育中,中国传统“孝道”仍然起着作用。

应该说明,基于父系家族人伦道德的传统,儒家孝道与崇尚个体自由、人权、人人平等的现代世界普世价值有重大冲突,因而,维护父子、君臣、男女三大不平等人际关系的传统儒家“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断裂不可避免,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武断口号并非历史偶然。儒家文化在大断裂后的再度复兴必须经过重大转型改造。不过,儒家仁义道德和孝道的精华,诸如敬爱、感恩、善待和回报生养了我们的父母,珍爱生命,和睦家庭,并从家庭伦理进而扩展到社会,立己立他,尽忠守责,仁人爱物,乃至“治国平天下”,建立和谐社会,因此显身扬名,荣耀我们的父母,等等,无疑应该在充分尊重个体自由、人权与人人政治平等的文化框架内继续在个人生命中发挥作用,为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与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应对未成年人进行系统的新孝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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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找准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突破口,应对未成年人进行系统的新孝道教育。

古代孝道,一度辉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就有了一整套规范的孝道礼制。秦汉之际的《孝经》,提出了“孝为百行之首”的说法。封建帝王靠孝道治天下,隋唐时期各地一度举“孝廉”为吏。整个封建社会把孝道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我国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已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朱总司令著《回忆我的母亲》,拳拳孝子之情,溢于言表;陈毅元帅帮母亲洗衣的故事已被载入小学语文课本。还有一代名将许世友将军“生为国家尽忠,死为老母尽孝”的肺腑之言,令人强烈地感受到伟人们崇高的孝道。

然而,由于后人对封建社会愚孝思想的鞭挞,对其中糟粕成分的夸大,甚至对古代孝道几乎全盘否定,连“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致使不少人认为若讲孝道,便是复古倒退,是封建思想在作祟。因而人们对孝道三缄其口,讳莫如深,不敢明言孝道。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忙碌的功利追逐削弱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孝道”理念,一些人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老人也应自食其力。自己囿于钱堆名海之中,为了一己之私,抛弃天伦亲情,淡化了孝道理念,不屑讲孝道了。另一方面,由于旧的孝道规范被打破,如“父为子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已被人们所彻底鄙弃,然而,新的孝道规范尚未确立,大部分人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如何孝敬父母才是最好的,要么恪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愚孝思想,不惜违反计划生育;要么在父母亡故时,“祭之以礼”,大办丧事。稍微好一点的,也只尽赡养之责,而无理解之情,使老人倍感孤独寂寞。可以说,现代孝道,一度没落。

新时期中国正步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剧增。据新华社的一则调查消息显示,我国老年人口问题突显,很多老人表示有后顾之忧,农村老年人的情况更甚。在社会保障制度未建立的情况下,一旦子女不承担养老责任,农村老人的生活将陷入困境。家庭如何养老、敬老已成为社会问题,社会迫切呼唤孝道教育。德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事关教育成败的大事,也是一件棘手的难事。而学校德育离不开孝道教育,这同样是一件棘手的难事。古人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可见从细、易方面入手,从简单的事情做起,选准突破口,德育的实效性才能显现。著名的伦理学家王殿卿教授指出:“要充分认识孝的教育在道德教育中具有基础与核心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孝道教育和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价值。”可以说孝道教育是德育的突破口,德育离不开孝道教育,学校也同样需要孝道教育。

然而,孝道教育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松散的旧有伦理道德去潜移默化地影响世界观已定型的成年人,是很难收到立竿见影之功的。而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的办法莫过于对未成年人从小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新孝道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小学时期是培养和发展儿童良好意志品质的重要时期。为此,从小学开始,整体构建当代社会主义时期新型的孝道准则,对未成年人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新孝道教育,在新时期进一步把新孝道精神发扬光大,使孝亲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必将对未成年人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对社会孝亲敬长风气的树立,甚至对以德治国方略的落实,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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