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目标，那叫启蒙的理念，理想。他听得一愣一愣的，半晌都不说话，末了终于说了一句，没想到你读大学就读成这个样子啊，还不如我不读大学好，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不光这件事情有的你苦头吃，其他事情也有你苦头吃，你回去好好想。我回去真的好好想，究竟送还是不送这两条大前门？如果我送了，那么我独立的人格在哪里？我是主张启蒙的人，对吧，那么我不送我的口粮在哪里？口粮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那么生存和人格哪一个更优先？想来想去还是先生存后人格吧.所以我第四次去的时候真带了两条大前门去的啊。但我也做不来这种事情啊。我就想我要把这烟放在他视野所在的范围内，看他的脸色是吧。我把这个烟放在桌子上，我相信他看到了，然后我看他的脸色，发现有点生动，我就轻轻地说了一句请笑纳，他果然笑了，然后就纳了。他跟我讲我知道你来过好几次了，今天就帮你解决了吧。我心里想老早该解决了。前后不过20分钟的时间，办好了一切必要的手续，一张户口迁入证明，就迁到新地方的证明啊，交到我手上了。我拿着这张户口迁移证明跨出派出所大门。就在这一刻我心里非常沉重啊，我是主张启蒙的人啊，要启迪民智啊，我自己又做了一次奴才。还谈什么启蒙？我就想我怎么会又做一次奴才。我想起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对不对？原来我之所以头低下来不能头抬起来，因为那个屋檐啊。假如我要做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说我的头要抬起来，前提是什么？把那个屋檐拆掉。拆屋檐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制度改造的事情。我这样一想我又回到制度学派里头了，对不对？我又发现国民改造的前提仍然是制度。我明明通过4年的学习我发现制度不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是国民改造是根本，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认识，对不对？现在我又回到制度学派了。究竟国民改造的道路在哪里？国民改造如果以制度改造作前提，制度已经改过了，国民性依然如旧啊。中国人用新制度做老事情，包括今天资本主义来的对吧。我们当然不说资本主义，叫市场经济体制，来了对吧，中国人有自己的玩法，中国人用自己的方法玩资本的啊，对不对？制度是够多了，都从西方来。所以我请大家帮我一起思考，究竟制度和国民性哪一个更根本？究竟谁决定谁？这个问题在今天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基本问题啊？82年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最现实的问题对不对？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终于被逼到哪里去了？逼到哲学里去了。制度是什么？国民性是什么？黑格尔《小逻辑》当中有一段话，我当时在读大四的时候好好地读了这本书，我以为我看懂了。82年的时候我又拿起这本书看。我想如果它不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不是说哲学无用肯定是我无用对吧？我不敢说哲学都是空谈，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品放在那里肯定我本人的悟性太差了。所以我再看一看能不能解决萦绕在我心头的这个问题。读到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他在这一篇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倘若我们对两个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达到的是相互作用的理解的话，我们根本没进入到概念，而只是站在概念的门槛上。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我，我此刻的状况恰好如此。我正在思考制度和国民性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我现在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他们相互作用。中国人之所以国民性格如此，因为他们制度向来如此。这些制度是中国人创造的，中国人为什么创造这种制度？因为中国人性格如此。好，结果就是相互作用。黑格尔告诉我你如果这样想的话还根本没进入概念，而只是站在概念的门槛上。
那么我读了这句话以后，我是得到了鼓舞了。虽然我还没进入概念但至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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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门槛上了是吧？再跨一步，跨一步就进去了。然后什么叫概念？哲学所说的概念和科学的概念不一样，不是什么物理学概念或者化学概念或者力学概念。哲学所说的概念是什么？黑格尔有解释的，他说比方说我们来考察斯巴达人的风俗制度和斯巴达人的性格之间的关系，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斯巴达人有如此这般的性格因为他们的制度如此，但我们同样反过来同样可以说斯巴达人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制度因为他们性格如此。这就叫相互作用。但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的理解当中我们还一方面根本未曾真正理解斯巴达人的制度，我们同样也未曾真正理解斯巴达人的性格。因为这两样东西来自一样更根本的东西，那叫做斯巴达精神，而精神是要用概念去把握的。我读到这里恍然大悟,悟到什么啊？中国周易讲的那句话，形而上学为之道，形而下学为之栖，那个栖息的栖是吧？这是中国概念，用来说什么呢？比如说喝茶的茶杯是物质的器皿，一个民族的典章制度也叫栖，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格也叫栖。所以，当我在思考制度与性格的相互关系的时侯，我停留在什么层面上，栖的层面上。栖来自哪里，来自一个民族对道的领会。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几千年来建立了这样一些制度，因为中国人对道的领会是这个样子的；西方人只所以那样的制度，因为西方人对道的领会那样子的。那叫做欧洲文化精神,这里叫中国文化精神。文化精神就是对道的领会，它下降而为制度建设，下降而为国民的文化属性。文化属性和制度都是什么呀？对道的领会下降沉淀出来的结果。终于明白了哲学是什么，论道的学问。我一直把哲学当成是科学在学,那是四年本科。讨论来讨论去，是栖和栖的关系。栖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科学研究物质的栖，社会科学研究典章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法学研究法律制度，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对不对？都研究栖，但哲学，有一门学问叫哲学,它研究的是道。
复旦哲学教授王德峰毕业一席话
各位同学经过多年寒窗的甘苦，终于取得学业的成功，踏上了人生的新起点。我想起了宋代词人柳永的这样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当然，此时并非清秋冷落的时节，而是充满了盛夏的热情。但是，各位在座的毕业生，即将告别母校，告别老师，告别同学，伤感之情还是无以阻挡地袭上了心头。这份情感不仅属于同学，也属于老师。虽然我们不应当陷入感伤主义，不过，在这个比较坚硬的年代里，这样的师生之情显得格外可贵。
很想借此机会跟各位同学讲一讲我内心的一些想法，有关对我们的时代的理解。
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想要提醒各位，不要急于求成。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的逻辑，造成了一种进步强制，把每一个人都臵入了不断竞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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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这是一个坚硬的现实，几乎无法躲避。但是，我们既然是从一所拥有深厚的精神传统的大学毕业的学生，我们总还能对于这种外在的进步强制建立起一种比较自由的关系。我们曾经在这里做过学问，我们已经理解到学问进展的基本条件恰恰是内心的自由以及因为内心的自由而产生的持久不懈的努力。
我想说的第二个意思是，我们不要害怕平凡。当然，每一个复旦的毕业生总是志存高远，追求卓越。但是，我们的志向并非直接地就指向物质财富的拥有或较高职位的获取。我们所追求的卓越，也不是某种外在的辉煌。我们通过研究生阶段所掌握的学识，本来就与一切外在的成功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养成的才、学、识、德，乃是思想的视野和心灵的力量。在我看来，这才是我们获得的学位所具有的真正涵义。硕士也罢，博士也罢，它们并不是标示一个未来的成功人士的符号。我们手中掌握的财富之多少，我们所获职位之高低，都不足以充当衡量我们的人生是否成功的尺度。我们可能依旧平凡，但是，只要我们在平凡的社会角色中所从事的工作，正在真实地积累起我们民族的光明的未来，我们的心灵就是伟大的。我们可能没有成为社会的精英，但我们应当成为民族的脊梁。真正的伟大属于心灵。今天，也许有人会把这看作是一个弱者的自我安慰，但实在说来，这却是信念之力量的体现。在财富、地位与信念这三者中间，真正难得的，也是真正重要的，是信念。唯有信念，才始终给我们以内心的充实和对于人生之沉浮的超然态度。
得失交错，祸福相倚，是人生的常态，我们的喜怒哀乐之情往往随之起伏波动，这不是一种很好的人生状态。比较好的人生，是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的人生，在这样的人生中，我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我想说的第三个意思是，我们要敢于创造。唯有创造才是真正的青春所在的地方。创造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今天最为需要的品质之一。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但也处在一个充满了困难的时代。最大的困难来自传统价值的解体和新价值的暂付阙如。在这样的状态中，心灵难以找到家园。没有家园的心灵，是没有创造力的。哲学因此在今天成了每一个人的事情。哲学在今天的主题可以形象地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怀着乡愁寻找家园?。乡愁就是对故园的记忆，正是靠着这个记忆，我们才得以在现代性状况中保持对真理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想象与筹划。尽管对故园的记忆还不足以为我们开辟前进的道路，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路标，让我们始终记得那样一些朴素的真理，属于大地的真理，我们从中形成真实的理想和力量，并用自己的生命奋斗让它们在今天结出新的果实来。这就是我对传统与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解。
我在此还要表达对同学们的深深的感谢之情。感谢同学们和我一起度过的美好的时光。我们已经把刚刚逝去的那一段时光凝结在了严肃认真而又饶有兴味的学术探讨之中，各位所完成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就是这种凝结的证明。这些学位论文代表了我们曾经共同身处其中的生存场，我们在其中领会存在，守护思想。思想是什么？思想就其本源而言，并不是逻辑的推论、范畴的思维，而是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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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存在的感谢与铭记。或者说：怀着感激的心情铭记存在。
这种感谢与铭记，构成了我们大家今后的人生奋斗与过去的时光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正是在这种联系中，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展开自己精彩的人生，这样的人生与我们民族光明的未来相一致。
通识教育与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
大学通识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目标，就是守护知识分子代代相继的可能性。而这个目标，在今天已被逐渐地遮蔽了。
对大学的教学成果和学生的学习成绩的评价标准，已被纳入了学分制的轨道。这是一种单纯的功能主义的教学体制，要限制其弊端已经非常困难。因此，对于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法的探索，正是一条可以救治眼下的机械、呆板的学分制之弊端的现实道路。
通识教育成功与否，将对中国大学的前进和它们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国际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的大学教育正进入现代性中
现代性境遇意味着，今日的大学独立自主的地位难以维持，大学理念在根基处被撼动了。
上个世纪，著名物理学家布里奇曼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发现一个词的真实意义，就应当了解人们用这个词做什么，而不是对这个词说了什么。?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对于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通识教育，也同样是适用的。
人们尽可以对?通识教育?下种种不同的定义，而且展开漫长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并无实质的意义。我们更应当关心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词？我们准备拿它来做什么？或者，我们实际上正在拿它做什么？我今天的话题，正是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得来的。
?通识教育?的到来，其本身就意味深长，它是在今天的时代处境中重新追问大学之本质的一种方式。时代把我们全都逼到了这个追问之中。我们或者提问，或者被提问。不管怎样，我们在这样的追问中，都感到了尴尬。这种尴尬有其来历，这来历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正进入现代性之中?。
今日中国的大学，一方面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处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这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形成种种张力，又呈现各种机遇和可能，这就使中国的大学在今天的生存和发展面对新的时代境遇。这一时代境遇可以用两个特征来标示。其一，产业化要求进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资本运作为核心，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包括大学的知识资源和人才资源，已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社会发展原则。其二，当代知识产业的兴起、大学资源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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