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管理思想
社会学院 125 24 徐渡安
摘要：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维利能将政治上的不诚实，能如此诚实地在心智上加以思考，这在其他时代与其他国家中几乎不可能。诚然，在他的思想中，却是有许多真正需要批判之处，可是这些地方，不过是他那个时代的表现了。其代表作《君主论》中所表达的国家管理理念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因此，我们应抱着审慎的态度对其进行看待。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 国家管理思想
一、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产生于时代特性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国家，然而历史和意大利开了一个玩笑，当15—16世纪之交欧洲的法国、英国及西班牙已经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的时候，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还长期处于无休止的战争状态，对于意大利的虎视眈眈。而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由于在封建贵族民主制的统治下，造成了实际的三种力量的矛盾：贵族势力、教会势力及君主权力。封建贵族民主制由于，其特点表现在：一是君主在名义上是国家元首，实际上都是独立的，他们在自己的直辖领地上行使主权。名义上隶属于国王的贵族，实际上都是独立的，他们在自己的世袭领地内拥有立法、司法、行政和宣战等一切权利，国王无权干涉他领地内的内部事务；二是君主只和自己直接册封的封建领主有臣属关系，与自己陪拥臣分封的下属陪臣没有直接臣属关系，即所谓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陪臣只保证在发生战争时对国王尽一定的军事义务，但这种臣属关系比较松弛，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三是君主要接受贵族和教会的约束和监督。因此在中世纪，贵族和教会是长期能够与国王抗衡的势力。在每一个王国的内部，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分裂割据的领地，此外在每一个王国内部，都存在着政治、军事、经济的最高主宰，形成了国中国，当时的意大利形成了割据状态，北方有米兰公国和威尼斯共和国，南方有那不斯王国，中间有佛罗伦萨共和国和教皇管辖地等等，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整个意大利处于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也使马基雅维利深受刺激：古罗马的荣耀与意大利的现状形成巨大反差。
（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产生于个人阅历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弗洛伦萨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贫穷的律师。家境贫寒使马基雅维利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只有靠自学成才。在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马基雅维利自幼便喜欢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特别偏爱古罗马的历史。从他青年时代起，祖国意大利的命运就萦绕在心头。马基雅维利早年充任政府的一职员，1498年受命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最高执行委员会即“十人委员会”秘书，协助外交工作。在皮埃罗 索迪里尼当选为首席执行官后，他得到了器重，他努力改革军制，为共和国组建了一支以市民为主体的国民军。他曾多次出使国外，出入于欧洲各国的宫廷，在当时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中，洞悉了许多国家的统治者在冠冕堂皇词句下玩弄的阴谋诡计，增长见识，开拓了眼界，为他后来的君主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后来索迪里尼政权的倒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生涯不得不得以终结。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痛感意大利的软弱和分裂之苦。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使他多么希望能够有一个力量足够强大的君主来治理国家，《君主论》正是在这一切迫切渴望祖国统一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写出的。
二、马基雅维利国家管理思想的内容
《君主论》集中体现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与主张，而众所周知，政治是为统治者管理国家服务的，尽管当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但其政治思想对国家管理理念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一）《君主论》中的民本思想
1.、民众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君王必须从本国的民众那里获得好感和支持，否则他一旦遭遇逆境，就再也找不到任何补救的办法了。”［3］55作为君王，你必须时时树立起一种民本思想，只有当民众支持、拥护君王时，君王才会拥有足够的政治合法性，虽然民众的政治敏锐性不如贵族或者官僚，但是他们人数众多，君王必须借助民众的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如果民众对他不满，君王统治的合法性资源就会流失，君王的执政地位就不稳固。
2、民众是统治者进行政治管理的基础。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国家理论，他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出于人性本身的需要，“由于人们心中的欲望总是超过他们所得，总是尽力想得到更多些，结果造成了战争与不和；于是，人们为了生命、财产和安全就联合起来，选取了最有力、最勇敢的人担任领袖，颁布法律，建立起保障生命、财产和安全的国家，国家就这样产生了。”［1］君主只有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使其免遭侵害，民众的认同度和支持度才能提高，君王的执政地位才能稳固，才能保有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君王才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否则，人民就会推翻他，寻求更好的君王来保护自己、治理国家。
（二）《君主论》中的权力领导艺术
1、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个基本的人性道德假设，即“人性本恶”假设。他认为人类都是忘恩负义、朝三暮四的，他们总是逃避危险、追逐名利、而又贪得无厌。“当你对他们施以恩惠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属于你的。他们愿意献出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孩子———只当，一如我在前面说过的，这种献身的需要还是遥远的时候；但是，一旦这种需要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3］92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人性的假设，马基雅维利认为加强君王的统治就必须要懂得利用人性与兽性，也就是必须懂得利用权术。
2、马基雅维利非常重视君主对权术的运用。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将权力作为一个正面概念来进行探讨的政治思想家。他强调君主要实现国家的统治，必须善于用权术对付邪恶的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可以不惜采取一切违背道德的手段和方法。他指出：“一个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学会怎样做不好的事情，并且学会视情况的需要与否采取与之相应的措施”，［3］85“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3］86
3、马基雅维利将“权术思想”与“民本思想”结合在了一起。马基雅维利一再强调，作为君主，为人所惧比为人所爱好，但他又要求君王必须时刻避免招惹仇恨，“君王务必委诸他人办理本须由自己承担责任的事情，并要把布惠施恩的事情让自己掌管。”［3］104这样既可以呵护贵族与民众，又能在事情办砸的时候推卸责任，使自己避免招惹仇恨。
三、马基雅维利国家管理思想的应用
马基雅维利提出的国家管理思想是为了使君主能成功地管理一个国家，但同样也适用于管理其他组织，对管理思想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其管理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靠群众。所有政府，不论是实行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其持续存在均依
赖于群众的支持。君主可能通过夺取和继承拥有权力，但要牢固地控制国家，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
（二）组织要有内聚力。组织中内聚性的原则也在于能使国家持续存在。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君主能维持组织统一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仅仅抓住自己的朋友，仔细地注意和抚慰他们，以便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利用他们。组织内聚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使人民确实知道他们可以指望自己的君主，以及君主期望于他们的是什么，即责任明确性原则。
（三）领导方法。领导者（或管理者）的类型有两种：自然型和天生型，以及其技术是后天获得的类型。《君主论》的唯一目的当然在于帮助一位年轻君主获得领导（管理）的技术。但由于有些国王或君主的基本品性缺乏伟大领导者吸引人的光辉，因此，即使接受训练，也永远缺乏伟大领导者所必需的个人品质。
（四）生存意识。任何组织，包括政府机构、宗教团体、公司等，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使自己存在下去。因此，一个君主应该像罗马人那样经常警惕着混乱状态，以便及时予以扑灭。
管理的精髓实质是关系的管理，人本管理其实也是协调各方人际关系，与马基雅维利管理原则中，组织要能够长期存在，就要有内聚力，而权威是必须在组织当中行使的和掌权之后就要能够维持下去，就必须具备领导能力的原则是接近的。而另一点，马基雅维利主义中的求生存的意志，就是要“居安思危”，与现代企业管理的求存、发展的目标其实是相一致的，所有的企业都要在时代的洪流中经过洗礼，那么就必须要居安思危，以在生存中求发展，这也是企业管理者所必须要考虑的重中之重的问题。
四、对马基雅维利国家管理思想的评价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政治环境所作的总结，反映了意大利长期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他的管理理念触及到了意大利社会矛盾的根本症结，点出了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他虽然热切地鼓吹着君主制，却明确地提出君主具有保护臣民生命、财产和安全的责任和义务。马基雅维利还冲破神权的桎梏，认为国家的管理不是靠上帝的意志，而是靠君主和人民的意志。他把政治问题定义为权力问题，将权力置于道德之上，主张君主通过权术进行统治，取消对于权力行为的道德评价，而这无疑是对国家管理理念的一种创新。这是符合当时意大利的国情和利益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后世对马基雅维利诟病最多的就是他的“性恶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许多批评马基雅维利的人都称其凶残，是魔鬼的化身，其实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结果。他的国家管理理念在当时看来是先进的、创新的，但在今天看来，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庸俗性。对此，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马基雅维利在谈论权力与道德时，要求君王要不择手段，甚至有时候要背弃伦理道德。
四百多年来，对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争论从没有断绝过，但是我们要说的是理论上的争论往往只是各自强调了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而正是这样的争论才推动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停留在争论一个人好与不好，或者是一个理论的对与错上，那么这个人或者这个理论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2]〔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