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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鲁迅”与当下意义
作者：汤惟杰等
来源：《上海采风月刊》2011年第05期
诚如学者所言：“鲁迅的意义在今天来说，非同小可，鲁迅既不属于官方，也不属于鲁家，也不属于民间，也不属于一部分知识分子，鲁迅是我们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遗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有必要“重读鲁迅”。不但重读“文本鲁迅”，还要重读“人本鲁迅”。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以往纪念鲁迅是国家的行为，这十年来鲁迅逐步回到了民间，学术界也开始回到鲁迅的原点，讲述、研究一个真实的鲁迅。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鲁迅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今天回到鲁迅自身的层面上认识鲁迅，会发现许多被遮蔽的意义和价值，并启发对现代文化发展的更多认识与深思。
近日，鲁迅的长孙周令飞与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多位教授举行了关于“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座谈会，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建设中鲁迅研究的意义，鲁迅思想研究的范围、方式，鲁迅批判精神的内涵、价值等诸多问题。
还原鲁迅、重识鲁迅
“当今的鲁迅是被过度意识形态化的鲁迅，一个不太让人认识的鲁迅。”
“现在重新认识鲁迅很有必要。我们要把一个真实的鲁迅和被意识形态利用的鲁迅分开。”
周令飞（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我是鲁迅的第三代。我1969年参加工作，后来当兵去了，一直是从事传播行业。事实上，以前我跟鲁迅的研究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家属认为在旁边看就好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鲁迅的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了。1999年我从海外回到了中国，看到了鲁迅的情况。1999年开始，我走遍中国各个省市中跟鲁迅相关的地方和很多学校。在走遍了这些地方、学校，看到了现状之后，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我心目当中的鲁迅和父亲告诉我的鲁迅有很大的距离。我认为当今的鲁迅是被过度意识形态化的鲁迅，一个不太让人认识的鲁迅。
因此，这10年通过对鲁迅的调查和研究，我们做了一些事情。2002年在上海由鲁迅家属成立了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这样一个单位，没有任何官方色彩。我们也是自己筹办经费来开办民间的文化机构，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坚持做了很多的事情，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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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写了一篇文章叫《鲁迅是谁》，在当时的鲁迅研究界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我们举办了名为《鲁迅是谁》的图片普及展，在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举行展览。我们还举办了全国性的鲁迅论坛，现在已经举办了五届。每一届论坛的出席者都在300人以上，不仅仅限于鲁研界的人，范围、话题都比较宽。我们还办了鲁迅青少年文化奖。因此，我们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做的事情绝大多数是和一般的老百姓、学生们，和大众比较紧密的。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同样也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鲁迅逝世了70多年，作为被毛主席认为是思想家、革命家的这样一个鲁迅，他的思想体系是什么？思想核心是什么？没有经过很好的梳理和总结。我的父亲周海婴希望把这件事情推动起来。2009年12月，我们在同济大学成立了“鲁迅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接受了国家的社科课题，对鲁迅思想进行梳理和研究。此外，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今年将在绍兴召开第六届鲁迅论坛国际会议，就在鲁迅诞辰的9月25日前后。这个大会的主题是“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化”。
董平（浙江大学人文学部教授）：现在在我们一般的观念当中，有两个鲁迅：一个是被观念化的、抽象的鲁迅，一个是活生生的、生活在历史当中的鲁迅，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现在是把抽象的鲁迅拿来评判。我觉得现在重新认识鲁迅很有必要。我们要把一个真实的鲁迅和被意识形态利用的鲁迅分开，要把鲁迅还原到20世纪的前半叶去，20世纪后半叶的鲁迅是另一个鲁迅了。
一个很坦率的问题，我们怎么来看鲁迅？我们怎么看待他对传统的批判，他对传统的批判意图在哪里？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现在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多大的作用？我们后来看到的中国文化的走势跟鲁迅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恐怕还是要将20世纪前期或中期的中国的社会现状、文化状况，与整个国际格局当中的状况结合起来。我比较倾向于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过程当中进行评价。我们可能做不到完全的还原，但是有没有这种态度是不同的。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恐怕还应该是真正去发现鲁迅生活过程当中的东西。尤其是他对文化的意义方面。比如说，重塑国民性问题是不是可以是当前的话题？中国文化的问题，比如说像鲁迅先生揭示的劣根性的东西仍然存在，只不过现代社会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思潮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觉得会很危险，搞得不好会走到很糟糕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保持一种冷静，我们时时刻刻应该懂得自我反思，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该基于自我反思的基础，明确自己应该到达的点。
汤惟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我们也不必去神化鲁迅，他能够承担这个角色有各方面的主观因素在里面。譬如1920年到1930年，特别是当时的北京、广州、上海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规定了在中国现代文化当中可以出现这样一个批判的位置？然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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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样一个具体的人来承担这样的历史角色，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有，为什么在之后的文化历史当中，这样的一个位置消失了？
那时候在上海，哪怕在南京政府最后的治理下，毕竟有一个租界。包括不光是鲁迅，为什么当时在上海还存在一个左翼文化？比如说华界和租界有一种权利的缝隙，你华界的警察来抓我，我逃到租界里面去，那最起码抓起来比较麻烦。在这种客观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府结构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空隙，这也是这种文化存在的可能性。
王鸿生（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20世纪已经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文化概念，因为这个世纪太特殊了。我们有幸经历了这一个世纪一半的时间，20世纪一方面是层出不穷的各种伟大的解放计划；另一方面是层出不穷的灾难，这些灾难是规模性的。像这种非常特殊的经历，反而会成为我们重新激活鲁迅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把鲁迅放到20世纪的文化政治概念里面去，我想可以读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出来，这种阅读对我个人来说还仅仅是刚刚开始。
周令飞：这几年来，我心里面有很大的问号。第一个问号，“鲁迅是谁”，我认为面目全非。这是我最大的感觉，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问号放在我面前。我是搞传播的人，对于一些浅显的东西比较在意，我觉得在一个共和国大厦建构的过程当中有不同工种的人，鲁迅到底在这个共和国大厦建构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监工”，监理可以被收买，监工看着不对就记下一笔，这种监工的角色是不是跟鲁迅的角色有一点贴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问号。第二，最大的问号就是，鲁迅逝世的时候，他到底带着怎样的一种情绪走的？有的人说他带着寂寞、孤独、怨恨而死的，文本上说“一个也不宽恕”，说鲁迅当时是非常绝望的、孤僻的离开的。可是我听我的祖母、我的父亲告诉我，当时在上海虽然他也在打笔仗，但是在上海故居里的生活品质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他喜欢看电影，经常去看美国大片，喜欢逛书店，频繁地逛书店。生活当中，他不缺吃、穿，他有很多的朋友一天到晚到他家里来聊天。昨天晚上打笔仗，今天一同吃饭。还有，他娶了一位年轻的太太，有了我父亲这个孩子，每天抱在手上。生活是这样的快乐，我觉得是很丰富的，他在离去世前11天还参加了青年木刻的展览，我们看到了他大量的照片。因此，我在心里划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像大家描述的那样，那么绝望的死去？
江弱水（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我觉得鲁迅带着情绪离开人世，他有悲愤，他也有绝对的精神的超脱，他最终把这个世界、历史把玩于股掌之上，有非常超脱的心理。我当年写过一篇文章，形容他是早生了70年的“周星弛”。我甚至想过可以把《故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