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一代大师的悲剧人生
本报记者 齐霁
柳宗元
柳侯公园之罗池（先有罗池后有柳侯祠）
柳侯祠正门
刘禹锡
韩愈
宦海沉浮与生平友谊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若说柳宗元，有两个人物不能不提。一个是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另一个是刘禹锡（７７２－８４２）。韩柳并起于中唐，并称于宋代。宋代几大家之中，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人喜欢韩愈，而有着漫长遭贬经历的苏轼却同病相怜，独推崇柳宗元。他说“柳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而后辈学人多有不以为然的，认为柳诗怨愤太多，并没有陶诗之超然自得。刘禹锡虽然没有进入唐宋八大家之列，但他也不愧为唐宋以来的名家（窃以为，他的文章更贴近生活，更通情达理），在友情上，他与柳宗元是莫逆之交，比韩愈和柳宗元的道义之交，泛泛之交要相近得多。用现在的话说，柳刘是兄弟，而韩柳不过是道义学问上的朋友。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当韩愈与柳宗元都年轻时，为什么没有成为很好的朋友？现在我发现，虽然韩愈比柳宗元年长五岁，但他当时在朝廷之上，并没有柳宗元那么得宠，也
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当时的韩愈是一个相对于持重保守的青年，他不认同柳宗元那帮改革派之所为。从出身上说，柳宗元出身贵族，２６岁考上博学宏词科之后便一跃成为当时的政治核心人物之一，而韩愈出身民间，不仅２５岁才考上进士，并且几次都没有考上博学宏词科，从而使他的仕途受到了影响。他只好一边看着柳宗元成为当朝的红人，又不得不把眼光向外看，走出长安城，走幕府僚属的迂回曲折的仕途之路。可想而知，这时的韩愈与柳宗元的心情是大不一样的，一个是热血沸腾，一个却有点灰冷。所以，当时地位在韩愈之上的柳宗元，肯定也无暇顾及他的那位才高八斗的韩兄，而两人此时也不过是学术上的知音和敬而远之的朋友罢了。此时的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俩都是政治革新派的核心成员，又都是意气风发的青年，说得来的同事，后来又一同遭贬。应当说，他们成为一生的知己，是有过铺垫的。
然而，处于中唐的永贞皇朝只有一年，就被太子政变了，所有的革新派全部遭贬。所谓改革派的“二王八司马”统统赶出京城。二王是指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是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这些人从宰相、侍郎到监察御史等等当朝红人，一夜间变成了一州刺史的属下司马，掌管军事，据说是州军司令。而柳宗元只是一个员外司马，相当于州军副司令，或者候补司令。这时的韩愈应该是在外地的幕府任上，他肯定听说了柳宗元遭贬的消息，但他能做什么呢？是唏嘘几声还是有几分快意？这就不知道了。保守派执政之后，他也许感到有几分希望了？亦不得而知。柳宗元与刘禹锡是同日遭贬，又同路赴任贬所。一个在永州，一个是朗州（今常德），都在湖南境内。柳宗元在永州一蹲就是十年，而刘禹锡后来又贬到了江州。他们书信往来不断，每有文学心得，都要互相庆贺，各有牢骚也相互通气。对于柳宗元来说，永州的十年至关重要，他的文学名篇基本上是在永州完成的。这时的他不仅怨愤满腔，并且命运也十分凄惨。老母去世，不得离开贬谪之所送终和守孝。昔在长安时，妻子死后，虽没再娶，但他与一名坊间女子有了私生女名叫和娘，不知为何五岁才相认，带到永州，十岁上却夭折了。这一连串的打击都降临到了３８岁的永州司马柳宗元身上，他怎能不怨愤呢？当然，永州也是他人生观念变化的时期，他因为接近人民而更加坚定了以民为本的思想，所以，才有了柳州刺史任上的大胆放言，他曾说出“官被民役”的惊人之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官要做百姓的公仆。在当官做老爷的时代，一位州牧大人竟然说出这样有失本分的话，难怪宋明理学家认为他有失体统。
在永州十年之后，奉召回朝一个月左右，又与刘禹锡一起再遭贬谪，一个是柳州刺史，一个是连州刺史。虽然这次都成了一州之长，升了官儿，但柳宗元并不是只当一个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