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研究》系列之九
“九一八”不抵抗张蒋责任辨
如皋 蒋文祥
长期以来，这种观点一直占了上风。就是认为“九一八”之夜东北军不抵抗，是张学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张“代蒋受过”。可是最近几年，有人根据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提出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好像反而是蒋替张背了“黑锅”。那么，“九一八”不抵抗到底责任属谁？看来不可不辨。
一、张学良自己坦承：“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1990年3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德刚先生的采访，对“不抵抗”问题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他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1] 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2]
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是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3]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德刚试探性地询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4]
张学良自己坦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更不是蒋介石。他说：“那个时侯，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我要请示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没有必要打电报给他”。 “大家都是想替我解‘不抵抗将军’这个过，其实，这不抵抗我自己也不接受，我判断错误了。”[5]
同年8月，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采访时也十分坦荡地说：“九一八事变”时，“我当时没有想到日本军队会那样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 “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6]
他还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 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7]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思是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
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也有的学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8] 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探亲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该是可以直言不讳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9]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
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
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10] 这里张学良明白无误地说，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诿过他人。
而同样是“口述历史”，据台湾媒体报道，他在另一个场合又说：“‘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11] 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也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蒋介石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是他首创！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坦承自己下令“不抵抗”，他既未向蒋请示，也非出于蒋的授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抵抗”就和蒋介石毫无关系呢？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
1928年4月，蒋介石自徐州誓师，率兵北伐，目标是打下北京，结束奉系军阀的统治。4月19日，日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5月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
5月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蒋作宾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晤。当日，蒋介石日记云：“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
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 据考，这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并下令免除了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的职务。
5月11日，日军进攻济南城。蒋介石日记云：“闻今又攻济南城，昨今连命其放弃济南，消息终不得达也。决将总部移动至济宁，余自渡河北伐，暂避倭寇。以原定目标为奉张，如转移于倭寇，则多树敌，有背原则也。”蒋介石的这一页日记说明，他之所以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这就是：坚持消灭奉系军阀的原定目标，不能多增加一个敌人。
蒋介石的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集体决定。5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四条：1、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总司令会商军事机宜，继续北伐；2、令李(宗仁)、程(潜)、白(崇禧)三总指挥，率湘鄂两军，迅速由京汉线进攻，在最短期间会师北京；3、令外交部，再对日本严重抗议；4、由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声述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外交官及士兵民众，炮击济南及其附近种种事实。[12] 这里，没有一条提到要对日本的挑衅予以还击。
5月10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在上海报告中央应付方针，声称：“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先要铲除军阀，要准备将来的抵抗，所以现在要准备体力、财力、武力，以为将来最后最大的争斗。”[13] 所谓“要准备将来的抵抗”，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现在不抵抗”。
5月11日，《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田中义一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的联军，多方挑衅，想要我军双管齐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同时攻击，以便分散我军的军力。我们务必不落他们的圈套，坚持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完成北伐，后打倒帝国主义。”[14] 这段话和蒋介石的日记几乎如出一辙。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是他首创，始作俑者和开山鼻祖非蒋莫属，“发明权”和“专利权”无疑应当归于蒋介石！因此，有位学者在《七十载心魇：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九一八”情结》中说“‘不抵抗主义’原本典出张氏”[15]， 实在是大错特错矣！
三、“不抵抗”看似相同，原因目的大不同，张蒋责任亦不同！
蒋的“不抵抗主义”在先，张的不抵抗命令在后。应该说，“九一八事变”时，由于事起仓促，情况不明，蒋、张二人对日军和日本政府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9月18日晚事变爆发，张学良接报后，虽有“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的预测[16]， 仍判断日军是在寻衅，他回忆说：“当时我以为日本不会来真的，我觉得我们不能上日本军部挑衅的当，扩大事端。”“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17]
9月19日，蒋介石获知事变消息，首先感到的是果如所料，日本乘我之内乱“而来侵略我东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18] 他担心，“我若稍与抵抗，彼即可借口开战，必使我割地赔款，方肯罢休”[19]。在这样既不敢言战又不甘屈服的情况下，蒋、张一方面不得不相信日本政府宣布的“不扩大”方针，消极坐等日本政府的撤军；另一方面又积极按原计划诉诸国联，以利用国际的力量来制约日本，即蒋所说的“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20]
诉诸国联，赢得了国联9月30日和10月24日的两份决议，要求日本限期撤军。这不能不说是外交的胜利。但日军拒绝撤退，国联却不敢制裁。于是国内反对不抵抗、反对一味依赖国联、主张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国民党及其政府内外交困，陷于空前的危机中。就
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一般国民心理，到现在为此，对我们党已绝了望。”[21] 就在蒋介石陷于困境筹思对策的时候，11月初东北军张学良部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开辟了一条新路。蒋在致电嘉勉马占山抗战“甚属正当”的同时，公开表示要“亲自北上救国”，可是未等北上，蒋便在广州方面的倒蒋声中下野了。事实上，蒋亦没有北上的准备。如果蒋真的北上救国，以其身份而言已有宣战的意味。而他11月底手订的三项“对外策略”，第一项就是“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宣战”；第二项要求“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暗示战争将把各国推向中立；第三项是准备在锦州“尽力抵抗，以树立今后在人民间之信仰，维系全国人心，俾中国不至因全国瓦解而亡，且必须如此，方能取得国际上较好之地位”[22]。
蒋介石一切以避战为中心，他选择“不抵抗”，甚至不惜以丧失东北来等待预测中的日苏战争或日美战争，说东北“一时的得失几无关系，且勿宁谓塞翁失马”，希望“以东三省来作日本的炸弹，来收回东三省失地，进一步使日本为东三省而亡”[23]。 至于因事前决定不抵抗而成为“九一八事变”的一个诱因，即日军因探知中国“不抵抗”，而擅自发动事变，并置政府和国联的决议于不顾，却是蒋始料未及的。
张学良的“不抵抗”，是因为他自认东北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的侵略，而强烈的爱国心和仇日心，又使他不能像其父亲张作霖那样，或像溥仪那样，跟日本“合作”。他顶着日本施加的种种压力断然易帜，就是想背靠全国的力量来抗日。他主张“全国抗日”，是真诚的而非虚饰的。张既不愿在东北做日本的傀儡，又不愿单独抗日，他只有一方面全力经营华北，以保持和发展实力；另一方面尽量使东北问题国际化，以国际公理来制约日本强权；再一方面是想化解日军的挑衅，包括采用不抵抗手段。这可以说这是他对蒋避战战略和自己主张“全国抗战”的奇妙诠释。
表面看起来，蒋介石、张学良对日“不抵抗”似乎达成共识。事变后，在错误判断形势、过分依赖国联干预方面，二人看法也基本一致。其实细细分析一下，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蒋介石是因为要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张学良却是因为主张全国抗战而不抵抗；蒋介石希望用局部的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张学良却是用局部的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异同，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仔细探究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也就不难找到西安事变发生的真正原因。
避战战略和全国抗战两种决然对立的主张，在“九一八事变”时奇迹般地胶合在一起，成为著名的“不抵抗主义”，实因当时蒋认为不抵抗是避战的惟一途径所致。而张在不单独对外作战的信念下，宁愿背负“不抵抗将军”之恶名下野，也不愿在全国抗战到来之前就把东北军牺牲掉。此后，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忍受着杀父之仇、失地之痛的煎熬，等待全国抗战的到来。但蒋却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中无休无止地消耗力量。眼见内战结束遥遥无期，张学良完全有理由怀疑蒋介石是在以内战拖延抗战。张学良晚年在接见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谈话时回忆说，他反对“安内攘外”而主张“攘外安内”，因为“在蒋心里，他的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24] 他同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相呼应，终于走上了同中共联合“逼蒋抗日”的道路，最终导致西安事变的发生，逼迫蒋介石改变避战策略，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以实现他期盼的全国抗战。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在“九一八”不抵抗问题上，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制定了不抵抗主义的既定政策在先，因而应负主要责任；之后张学良作为这个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亲自对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与蒋介石相比，只能是负次要责任。正如吕正操所言：“张学良将军不是不抵抗政策的发明者，而是执行者，发明权为蒋介石所有。”[25] 要说在“九一八”不抵抗问题上“与蒋介石无关”，蒋介石“根本不负责任”，是蒋介石替张学良背了“黑锅”，实在是根本说不通！
注释：
[1]、[2]、[3]、[4]、[5] 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页、第431—432页、第433页、第434页、第435页。
[6]、[7] 周毅、张友坤、张忠发：《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609页、第610页。 [8] 曾景忠：《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参见《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9] 郭冠英：《完满的结局——李震元陪张学良纪实》，〔台北〕《传记文学》第81卷第5期。
[10] 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参见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174页。
[11] 《张学良口述历史——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原文刊于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
[12] 《昨在首都举行的最高联席会议》，参见《中央日报》，1928年5月10日。 [13] 《叶楚伧报告中央对日应付方针》，参见《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 [14] 彭学沛：《民众反日运动的方针》，参见《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 [15] 刘东社：《七十载心魇：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九一八”情结》，参见《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16]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参见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17] [日]臼井胜美：《张学良与日本》，参见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117—119页。
[18]、[19]、[20]、[23]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一编），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75页、第292页、第281页、第307页。
[21] 蒋介石：《对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词》（1931年11月19日），参见《革命文献》第35辑。
[22] 《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年版，第207页。
[24] [台湾]林博文：《少帅痛贬蒋介石》，原文刊于《中国时报》2002年6月7日，参见《参考消息》2002年6月9日。
[25] 王朝柱：《说不尽的张学良》，参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本文2011年9月入选“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收入《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