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曹”诗歌比较
内容摘要：“三曹”同为建安时期的诗人，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点，但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不同，其风格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因如此，“三曹”的文学形象才更加鲜明，更具魅力。
关键词：诗歌、文学、诗风、特点、贡献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曹操通过战争，统一了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氏父子都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聚集了一大批文人。曹操、曹丕、曹植是建安时期最为优秀的诗人。他们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名篇佳作。本文通过对“三曹”作品相同点和“三曹”同题材作品对比的总结，分析“三曹”作品的异同，展现“三曹”诗歌的独特魅力及其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一、“三曹”诗风比较
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他笔下的题材常与军事活动相联系，这与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观沧海》是曹操的名篇，是他征乌桓时所作。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北上，追歼袁绍残部，临碣石山，登山观海，面对洪波涌起的大海，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又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这些构成了曹操诗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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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刚健雄放的总体风格。萧涤非说曹操“盖其雄才大略，足以骄其气；其势位之隆高，足以吐其气；而其生活之变动，治军三十年，足迹所至，南临江，东极海,西上散关，北登白狼，又足以充其气也”[1]
曹丕“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2]曹丕诗多写游子思妇，男女风情，风格婉约阴柔，悱恻缠绵，细腻委婉，情感凄凉哀怨。如《燕歌行》、《杂诗》等篇，表现的场面都不大，但笔势回环曲折，情景交融，思绪绵绵。《燕歌行》是最能代表曹丕诗歌风格的作品之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能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其内容是写女子在秋夜里思念远方的丈夫。把少妇独居的孤寂，痛苦的期待，表现得惟妙惟肖。同时作者也对这类妇女表示深切的同情。陈柞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中说：“魏文帝如西子捧心，挽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指出了曹丕诗歌低徊婉转的风格。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诗歌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为界，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后期诗歌由于他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诗歌风格也变得隐曲深沉，情绪低落。《杂诗》、《赠白马王彪》等篇都很好地表现了曹植后期作品的风格，曹植在这些诗中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声，由于受到排挤和压迫，抑郁不得志，悲怨之情，溢于言表。但终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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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直接表达，曹植只好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诉说自己怀才不遇，遭谗受害之情，内容深沉。总观曹植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其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既有慷慨昂扬，也有凄凉悲伤。正如钟嵘《诗品》中所说的“骨气其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总之，曹操诗主刚，有阳刚之气；曹丕诗主柔，有阴柔之美；曹植则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兼而有之。
二、“三曹”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结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朽，社会黑暗。土地兼并使人民流离失所，连年战争使国库亏空，黄巾起义更是使盛极一时的大汉王朝走上徒有虚名的道路。董卓之乱又引起了军阀混战。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随着汉朝政权的摇摇欲坠。社会的纲常伦理也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样的外部环境，为文学内部的感伤倾向提供了发展的条件。一方面人们目睹了太多的死亡、离乱，且此时的作家群体都曾经在刀光剑影中生活过，于是倍感生命脆弱、命运无常，从而形成文学悲剧性基调。另一方面，诸侯纷争削弱了中央集权，思想的多元化取代了儒家正统思想的专制，知识分子因传统道德的崩溃而失落，却也因此得到了解脱，得以较自由的抒写心声。于是，乱世中的文人纷纷拿起笔，或抨击时政，抒写用世之心，或悲悯人民，流露沧桑之感；或寄寓游仙，发泄不遇之愤。“动乱的时代，唤醒了作家惨痛的生活，诱发了诗人，作家无愧于时代，时代赢得了诗人，这是古代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3]
对于三曹来说，目睹生离死别，生灵涂炭，加深了他们的悲剧意识，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生命悲剧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由此“感于哀乐，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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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发”，使他们的感伤有了共同的表现：
一是感伤乱世不治，忧国忧民。三人虽表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写出了社会之悲剧，唱出了时代之哀歌。曹操南征北战数十年，对乱世悲剧有着深刻体会，他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用乐府旧题写出了新内容，用挽歌记叙社会和人民苦难，所以他的作品被人称作“诗史”，是“汉末实录”。在《蒿里行》中，沉痛刻画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画面，发出了“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感慨。曹丕兄弟虽然少了其父那样南征北战的经历，但曹丕“长于戎旅之间”（《典论·自叙》），曹植“生乎乱，长乎军”（《陈审兴表》），也都从不同侧面真实反映了社会苦难。曹丕的《上留田行》直接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贫穷与苦难，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暴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丧乱悠悠过际，白骨纵横万里”与其父之“白骨露于野”同样描绘出动乱时代的哀怨画面，悲壮苍凉。曹植主要是对战乱中下层人民的困苦处境表示同情，这体现在《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同样是以挽歌的形式描绘了边地人民的困苦生活，哀悯之情溢于言表。
二是哀叹人生短促，满怀生命之忧。战乱、瘟疫、严酷的环境、深重的灾难，时刻危及着人的生命，刻骨铭心的生命之痛促进了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承续了生命意识的自觉与悲愁，唱出了自己的生命悲歌。三曹诗歌中同样触发了对生命本体的重视和对人生的无尽哀伤。
作为一代豪杰，曹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勃勃雄心，但也有“去日苦多”的惆怅，他叹“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4]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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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5]虽然天长地久，人生代代更替，但落在每个人身上的时光却是那样短暂。时空的无穷，更对照出人生之短暂，于是悲从中来，生命之忧酿成了曹操诗歌的苍凉与悲壮。
一代帝王曹丕也有着与其父同样的忧，他忧“人生如寄，岁月如驰”，[6]忧“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7]他的感伤人事实际上是生命感慨的外在体现，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他的生命意识，源于他这种对人生的感叹。
曹植一生命途多舛，处境窘困，对人生悲哀的体会自然不下于其父兄，他嗟“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8]是对悲剧人生的感慨。
有悲则有情，无悲则无思，生存的悲剧感，酿造出深沉的悲哀之情，酿造出心灵深处的悲凉。曹氏父子对人生短促无常的强烈感受正是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对生命的忧患也远远超越了个人的生命意识，是着眼于整个生灵的。所以他们这种忧伤又折射出强烈的责任感，体现出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思考。
以上我们分析了“三曹”诗歌的诗风特点及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节，但“三曹”诗歌也存在着细微差异，由于“三曹”的风格不同，因此在各自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内涵亦是不同。下面是对“三曹”游仙诗歌思想内容的阐述。
三、“三曹”游仙诗歌思想内容比较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诗的高潮，而“三曹”是其领袖式的人物。游仙诗是“三曹”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游仙诗有深远影响，形成中国诗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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