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曹”诗歌比较

浅谈“三曹”诗歌比较

内容摘要:“三曹”同为建安时期的诗人,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点,但由于三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不同,其风格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因如此,“三曹”的文学形象才更加鲜明,更具魅力。

关键词:诗歌、文学、诗风、特点、贡献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曹操通过战争,统一了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氏父子都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聚集了一大批文人。曹操、曹丕、曹植是建安时期最为优秀的诗人。他们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名篇佳作。本文通过对“三曹”作品相同点和“三曹”同题材作品对比的总结,分析“三曹”作品的异同,展现“三曹”诗歌的独特魅力及其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一、“三曹”诗风比较

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他笔下的题材常与军事活动相联系,这与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观沧海》是曹操的名篇,是他征乌桓时所作。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北上,追歼袁绍残部,临碣石山,登山观海,面对洪波涌起的大海,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又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这些构成了曹操诗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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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刚健雄放的总体风格。萧涤非说曹操“盖其雄才大略,足以骄其气;其势位之隆高,足以吐其气;而其生活之变动,治军三十年,足迹所至,南临江,东极海,西上散关,北登白狼,又足以充其气也”[1]

曹丕“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2]曹丕诗多写游子思妇,男女风情,风格婉约阴柔,悱恻缠绵,细腻委婉,情感凄凉哀怨。如《燕歌行》、《杂诗》等篇,表现的场面都不大,但笔势回环曲折,情景交融,思绪绵绵。《燕歌行》是最能代表曹丕诗歌风格的作品之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能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其内容是写女子在秋夜里思念远方的丈夫。把少妇独居的孤寂,痛苦的期待,表现得惟妙惟肖。同时作者也对这类妇女表示深切的同情。陈柞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中说:“魏文帝如西子捧心,挽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指出了曹丕诗歌低徊婉转的风格。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诗歌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为界,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曹植前期的诗歌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后期诗歌由于他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诗歌风格也变得隐曲深沉,情绪低落。《杂诗》、《赠白马王彪》等篇都很好地表现了曹植后期作品的风格,曹植在这些诗中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声,由于受到排挤和压迫,抑郁不得志,悲怨之情,溢于言表。但终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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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直接表达,曹植只好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诉说自己怀才不遇,遭谗受害之情,内容深沉。总观曹植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其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既有慷慨昂扬,也有凄凉悲伤。正如钟嵘《诗品》中所说的“骨气其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总之,曹操诗主刚,有阳刚之气;曹丕诗主柔,有阴柔之美;曹植则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兼而有之。

二、“三曹”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结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朽,社会黑暗。土地兼并使人民流离失所,连年战争使国库亏空,黄巾起义更是使盛极一时的大汉王朝走上徒有虚名的道路。董卓之乱又引起了军阀混战。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随着汉朝政权的摇摇欲坠。社会的纲常伦理也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样的外部环境,为文学内部的感伤倾向提供了发展的条件。一方面人们目睹了太多的死亡、离乱,且此时的作家群体都曾经在刀光剑影中生活过,于是倍感生命脆弱、命运无常,从而形成文学悲剧性基调。另一方面,诸侯纷争削弱了中央集权,思想的多元化取代了儒家正统思想的专制,知识分子因传统道德的崩溃而失落,却也因此得到了解脱,得以较自由的抒写心声。于是,乱世中的文人纷纷拿起笔,或抨击时政,抒写用世之心,或悲悯人民,流露沧桑之感;或寄寓游仙,发泄不遇之愤。“动乱的时代,唤醒了作家惨痛的生活,诱发了诗人,作家无愧于时代,时代赢得了诗人,这是古代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3]

对于三曹来说,目睹生离死别,生灵涂炭,加深了他们的悲剧意识,也加深了他们对于生命悲剧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由此“感于哀乐,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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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发”,使他们的感伤有了共同的表现:

一是感伤乱世不治,忧国忧民。三人虽表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写出了社会之悲剧,唱出了时代之哀歌。曹操南征北战数十年,对乱世悲剧有着深刻体会,他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用乐府旧题写出了新内容,用挽歌记叙社会和人民苦难,所以他的作品被人称作“诗史”,是“汉末实录”。在《蒿里行》中,沉痛刻画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画面,发出了“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感慨。曹丕兄弟虽然少了其父那样南征北战的经历,但曹丕“长于戎旅之间”(《典论·自叙》),曹植“生乎乱,长乎军”(《陈审兴表》),也都从不同侧面真实反映了社会苦难。曹丕的《上留田行》直接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贫穷与苦难,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暴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丧乱悠悠过际,白骨纵横万里”与其父之“白骨露于野”同样描绘出动乱时代的哀怨画面,悲壮苍凉。曹植主要是对战乱中下层人民的困苦处境表示同情,这体现在《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同样是以挽歌的形式描绘了边地人民的困苦生活,哀悯之情溢于言表。

二是哀叹人生短促,满怀生命之忧。战乱、瘟疫、严酷的环境、深重的灾难,时刻危及着人的生命,刻骨铭心的生命之痛促进了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承续了生命意识的自觉与悲愁,唱出了自己的生命悲歌。三曹诗歌中同样触发了对生命本体的重视和对人生的无尽哀伤。

作为一代豪杰,曹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勃勃雄心,但也有“去日苦多”的惆怅,他叹“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4]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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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5]虽然天长地久,人生代代更替,但落在每个人身上的时光却是那样短暂。时空的无穷,更对照出人生之短暂,于是悲从中来,生命之忧酿成了曹操诗歌的苍凉与悲壮。

一代帝王曹丕也有着与其父同样的忧,他忧“人生如寄,岁月如驰”,[6]忧“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7]他的感伤人事实际上是生命感慨的外在体现,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他的生命意识,源于他这种对人生的感叹。

曹植一生命途多舛,处境窘困,对人生悲哀的体会自然不下于其父兄,他嗟“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8]是对悲剧人生的感慨。

有悲则有情,无悲则无思,生存的悲剧感,酿造出深沉的悲哀之情,酿造出心灵深处的悲凉。曹氏父子对人生短促无常的强烈感受正是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对生命的忧患也远远超越了个人的生命意识,是着眼于整个生灵的。所以他们这种忧伤又折射出强烈的责任感,体现出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思考。

以上我们分析了“三曹”诗歌的诗风特点及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节,但“三曹”诗歌也存在着细微差异,由于“三曹”的风格不同,因此在各自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内涵亦是不同。下面是对“三曹”游仙诗歌思想内容的阐述。

三、“三曹”游仙诗歌思想内容比较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诗的高潮,而“三曹”是其领袖式的人物。游仙诗是“三曹”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游仙诗有深远影响,形成中国诗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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