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长小说的特点就是主人公的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二者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共存的。本文通过对两部著名成长小说——《安琪拉的灰烬》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分析，讨论两位青少年主人公成长中的认知发展过程。这两部无论从创作年代、背景还是从写作手法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的小说却不约而同地表现了同一个主题——家庭责任与宗教信仰的严重缺失，成为妨碍两个主人公成长发展的束缚。而两位主人公最终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挣脱了这些束缚，从而实现了从社会认知到自我认知的飞跃。 关键词：成长小说；社会认知；自我认知 一、引言
《安琪拉的灰烬》是美国的爱尔兰裔作家弗兰克·迈考特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成的一部自传体小说。该小说自1996 年出版以来好评不断， 一举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全美书评奖、美国年度好书奖等，并创下了一连串出版奇迹，令数以亿计的读者深受感动。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描述了作家的童年和青少年以及成长中所遇到的悲惨、艰辛与历练。 而早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1904 年1 月7 日，另一位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依斯在都柏林开始了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创作，并于1914 年完稿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历时十年。与《安琪拉的灰烬》相同，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也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主要描写都柏林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如何试图摆脱妨碍他发展的各种影响去追求艺术与美的真谛。关于成长小说特点的描述常常被突出为青少年主人公的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莫迪凯·马科斯在他的论文“什么是成长小说” 中曾对众多定义进行了归纳分类，指出成长小说的定义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把成长描绘成主人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即社会认知；另一类把成长解释为认识自我身份与价值， 并调整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过程， 即自我认知。通过对以上两部优秀成长小说的分析，笔者发现它们无论从创作年代、背景还是从写作手法等方面来看都不尽相同。但同为自传色彩的成长小说，它们却不约而同地表现了一个主题——家庭责任与宗教信仰这两个本该在成长中起到重要支持作用的因素严重缺失，结合狭隘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情绪，成为妨碍两个主人公成长发展的束缚。本文对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两位青少年主人公成长中的认知发展过程。 二、社会认知
“认知”是心理学的常用术语，是“指人类获取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求知活动和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有助于人们理解和适应周围环境，它主要包括注意、知觉、学习、思维和记忆”[1]（P233）。而社会认知指的正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斯蒂芬和弗兰克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分别来自于他们有限的成长环境——家庭和天主教会。 1、家庭责任的缺失
斯蒂芬与弗兰克的成长经历分别在不同程度上缺乏来自父母和家庭的支持。斯蒂芬缺乏父母亲精神情感上的支持。斯蒂芬的父亲从未对儿子表示过尊重， 他不停地指责斯蒂芬“懒骨头”，并在言语中暗示他不够“阳刚”。不仅如此，父亲还在家人面前轻视他， 并且从来不曾为自己粗鄙的言语向他道歉。甚至在他即将离家去上大学之际，父亲还冲着他的弟妹喊道：“你那个懒骨头臭丫头哥哥还没走吗”[2]（P202）。母亲也同样令他失望，“她的那种不信任却比他父亲的骄傲神态使他触动更深……他早已看到在他母亲看来日益老练和日益坚强的灵魂所具有的信念实际是已逐渐减弱了”[2]（P190）。斯蒂芬意识到母亲宁愿选择信任天主教会而胜过自己的亲生儿子。由于得不到父母亲精神情感上的支持，失望的斯蒂芬只好试图从自己内心深处寻求力量。弗兰克比斯蒂芬幸运的是， 至少父母亲在情感上是支持他的， 但拮据的生活使得他们无力支持弗兰克物质方面的需求。母亲安琪拉“希望他（父亲马拉奇）能从农场带些东西回来，像土豆、卷心菜、萝卜、胡萝卜之类的东西。可是，他从不往家带任何东西，因为他不能向一个农民卑躬屈膝地讨要东西”[3]（P108）。弗兰克的父亲像所有古板的北爱尔兰人一样，一直坚持保持高贵、维护体面。他任由这种无谓的骄傲控制着他和他
家人的生活， 甚至不惜忍受饥饿的痛苦。因此，弗兰克的整个童年几乎从未填饱过肚子。由于担心污水四溢的厕所会传播疾病，母亲决定搬家。父亲却反对说：“我们不能再搬家了，上哪儿去找一星期六个先令的房子？ ”[3]（P105）由此可见，家庭的极度贫困无法负担起一个干净像样的环境供弗兰克成长。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恶劣的经济条件，他们被迫一次又一次地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更加破烂不堪的“家”。因此，尽管父母亲给予了小弗兰克情感上的支持， 却实在无力供给他成长所需的温饱。 2、宗教的叛离 与此同时，天主教会与他们的家庭同样令人失望。它通过种种手段对两位小主人公进行精神上的压迫与束缚，使得他们纷纷对教会产生极度失望、恐惧，甚至叛离的情绪。 当斯蒂芬被问道为何不和全班同学一起写作文时，他解释因为眼镜打碎了，老师免了他的作业。教导主任多兰神父说：“站出来，迪达勒斯，懒惰的捣蛋鬼”[2]（P55）。这位教堂的权威人士不但怀疑这一回答的真实性， 并且在全班同学面前对斯蒂芬进行口头辱骂之后， 还不失对其进行残酷的体罚。作者对体罚这一部分情节从斯蒂芬的听觉、视觉、触觉和心理等各个角度做了极其详细的描写。由于斯蒂芬执着地坚持自己说的是实话，他找到了校长，并向他解释道：“可是，我告诉他我的眼镜碎了，先生，可他还是打了我”[2]（P64）。毫无疑问，作为学校的统治者，校长和多兰神父一样对他的学生表示质疑。于是敷衍斯蒂芬“这是一个误会”，他“回头一定和多兰神父谈谈这件事”[2]（P64）。幼稚单纯的斯蒂芬竟然对这一答复表示满意，他再一次给教会一个机会证明它本该具备的一切美好职能，但是教会又一次无视斯蒂芬的申诉， 更证实了自己虚伪残酷的本质。
无独有偶， 弗兰克在天主教会也受到了诸多不平等待遇。他被毫无理由地剥夺了在弥撒仪式上当辅祭的权利和继续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机会。身处社会底层的弗兰克两次来到教会面前。第一次是父亲带着他到教堂申请在弥撒仪式上当辅祭，但负责人“斯蒂芬·凯里看看他（父亲），又看看我。他说：现在没空缺。说完便关上了门”[3]（P350）。很显然，这一次天主教会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容纳社会各阶层的人民。尽管弗兰克为了争取到这一职位而孜孜不倦地苦练拉丁语、诵读经文，那些高高在上的教会官员的眼里却只有他褴褛的衣衫和脏兮兮的脸蛋。接着， 他又被母亲带到公教学校去申请继续上中学。在这里他又一次遭到了一名修士的“摔门”拒绝。当他们转身离开时，母亲说：“教堂当着你的面把门摔上，已经是第二次了。”[3]（P350）弗兰克一家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教会机会以兑现它帮助穷人的誓言，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拒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像弗兰克一样的天主教家庭儿童唯有通过教会才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但教会却两次断然拒绝了他，甚至不给他申辩的机会。由以上情节分析可见， 斯蒂芬和弗兰克通过家庭和天主教会完成了他们成长过程中对社会的认知。尽管这一认知过程是残酷而痛苦的， 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获得自我认知的动力。 三、自我认知
斯蒂芬和弗兰克的生活由于受到家庭和天主教会不同程度的背叛而发生了改变， 他们意识到自己必须迅速地成熟起来以摆脱家庭和教会的双重束缚， 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这一过程正是他们认识自我身份与价值，并调整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过程，即自我认知。 当斯蒂芬和父亲并肩走在科克市的街上，他“缓慢地重复着下面的话，几乎认不出那些都是他自己的思想了。——我是斯蒂芬·迪达勒斯。我正在父亲身边走着，他的名字叫西蒙·迪达勒斯”[2]（P104）。随着财产即将被拍卖这一事实的临近，父亲正在一步步地丧失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斯蒂芬的潜意识告诉自己必须站出来宣告自己的姓名从而宣告自己从此独立。他不再只是他父亲的儿子，他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拥有自己独立的感觉、记忆和思想。当一个朋友对斯蒂芬的信仰表示质疑时， 他断言：“我说过我已经失掉了信念……但我并不是说， 我失掉了对自己的尊敬”[2]（P293）。由此可见，他深深地意识到诚实面对自我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他已经彻底叛离了教会和他的家庭之后。他虽然不再对这个世界抱有任何希
望，却从未对自己丧失过信心。而正是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得他最终能够从一次次的痛苦考验中成长起来。意识到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自我意识对是非对错进行判断， 斯蒂芬最终成功地挣脱了社会对他的束缚。弗兰克同样深受家庭的束缚和宗教信仰的蒙骗。于是他决定通过经历各种不同的事物来化挫折为经验，从而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当母亲告诫他由于健康原因不允许他继续工作时，弗兰克反驳道：“我想要那个工作，我想给家里挣回那一先令，我想当一个大老爷们”[3]（P314）。尽管这个贫困窘迫的家屡屡令他失望， 小小年纪的弗兰克还是立志要勇挑家庭重担。因为他早已厌倦了由于贫穷而被全社会忽视这一可悲的事实， 他努力工作试图从困顿中崛起。面对种种不平等待遇，弗兰克同样表现得意志坚强。在遭到拉曼·格里芬的莫名的责打之后，他逃离了拉曼家，并告诉弟弟：“永远都不回去”[3]（P360）。母亲选择和拉曼在一起生活而放弃了他，这伤透了他的心，同时也使他清楚地看到是抛开目前糟糕的生活而选择离开的时候了。由于松开了和原来家庭的纽带，弗兰克得以从原来的家庭环境中脱离出来，从而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事实证明， 他凭借一股很强的职业道德和工作能力使自己最终从垮塌的家庭和令人失望的宗教信仰中独立出来。 四、由社会认知到自我认知
作为这两部不同时代背景的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斯蒂芬和弗兰克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彻底摆脱家庭、教会和整个爱尔兰社会对他们构成的种种约束。由此可见，他们都成功地完成了从社会认知到自我认知的转变。斯蒂芬在谈到祖国爱尔兰时说道， 无论自己多么努力想成为爱尔兰的一部分，在他看来，爱尔兰始终“是一个吃掉自己的猪崽子的老母猪”[2]（P240）。他最终承认自己无法成为自己所向往的艺术家， 因为爱尔兰摧毁了一切富有创造力的东西。在这样一个不允许任何独立思想和观念存在的地方，他无法实现自己艺术上的辉煌。在和朋友克兰利的争论中， 斯蒂芬继续表达他的不满：“我不愿意去为我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 不管它把自己叫做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堂都一样”[2]（P297）。他决定无需再把自己交给那些多年来一贯令自己失望的东西。在爱尔兰、或者在他的教会里他找不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因此，他最终允许自己完全摈弃了这一切约束， 去追求艺术与美的真谛，并从中体现自我价值。
同样地，在弗兰克看来，他的家庭、教会和爱尔兰一直在阻止他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幼年时期，他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老师说为信仰而死是件光荣的事情， 而爸爸说为爱尔兰而死是件光荣的事情， 我想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想让我们活”[3]（P129）。当时他一切生活的目的都取决于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祖国。他的教会、他的民族甚至他的家庭给他施加的压力几乎令他窒息。然而，他迅速脱离了家庭，并且宣称：“就算全家人都要饿死了，我也不会碰邮局里的这些钱”[3]（P405）。努力存钱并移民美国是他摆脱悲惨童年生活的唯一出路。由于个性的发展长期受到抑制， 迫使弗兰克最终能够把自身利益看得高于社会期望，并且彻底脱离了社会镣铐的捆绑，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五、结语
父母和家庭本该为孩子的成长提供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而作为爱尔兰的国教，天主教会本该履行它保护儿童成长身心健康，并为其提供教育、生活等方面帮助的职责。令人遗憾的是， 在以上两部不同时代背景的小说中， 读者都看到了不同程度的家庭责任感的缺失和天主教会的叛离。相同的社会环境使得两位主人公——斯蒂芬和弗兰克完成了他们痛苦的社会认知， 并在残酷现实的推动下认识到自我价值的重要性，获得了勇气和力量，远离故土并与从前的生活彻底决裂， 挣脱长期制约他们身心发展的种种约束，最终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也实现了成长过程中由社会认知到自我认知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大卫·谢弗，邹泓等译.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第六版）[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