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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问题的分析
作者：宋雷
来源：《中国经贸》2015年第05期
【摘 要】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正在升级和复杂化。与以往不同，这一轮贸易保护大潮中，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将贸易保护与货币政策手段相结合，从而影响他国进出口部门乃至货币政策。本文对我国过去30年的贸易繁荣进行深入思考，将当前国际贸易保护放置到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从而理解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的成因和特殊性。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局面，既是国际浪潮的一个侧面，也是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升级和资本实力变化的结果，需要对产业政策乃至货币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关键词】贸易保护；资源禀赋特征；产业结构升级；资本项目；货币政策 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蔓延和复杂化
1.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和升级，呈现出“复杂化”特征
近年来，全球制造业的贸易摩擦越发频繁。以我国为例，根据商务部公布统计数据，去年四季度中国产品共遭遇近20起调查，加上去年前三季度遭遇的50多起，去年我国出口产品共遭遇近百起贸易调查，涉及金额是2011年的近10倍。近年来的贸易调查主要由美国、欧盟、巴西、印度、加拿大、阿根廷以及泰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发起，涉案产品也从传统农产品、低附加值工业品拓展到新兴产业、高附加值产品。
全球新型贸易保护手段的使用增加，贸易保护手段升级。2012年至今，全球范围内，国家援助措施和政府相关采购占全部贸易保护措施的29%，成为最主要的保护手段之一。而以往贸易保护措施中最常使用的手段是关税相关措施，目前其所占的比重已经不足25%。 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愈演愈烈，呈现扩大蔓延之势。一是贸易保护的国家和地区增加，新兴经济体加入到贸易保护的行列；新兴产业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目标产业；贸易限制新手段层出不穷，包括技术标准、环保条款、国家安全都成为新的贸易限制手段；贸易保护手段和金融手段相结合，通过国际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用于长期常态化的限制国际贸易对手。
目前，全球各国产出增长低迷，实体经济回报率降低，就业市场出现困难，公共债务的偿付捉襟见肘。与历次全球经济危机相类似的是，复苏曙光尚未到来，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在抬头；与历次危机不同的是，这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体现出“复杂化”的特征。这种复杂化表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升级和蔓延，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增加；“贸易保护手段”与“加强资本项目管制”相结合，从“资本输出”变为“资本回撤”；“以贸易保护为手段”的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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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就业和金融稳定为目标”的内政问题相结合，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更加丰富和隐蔽的手段。
2.贸易保护主义的传统手段
（1）歧视性政府采购，例如2009年以来，美国国会批准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保留了“购买美国产品条款”，要求经济刺激计划所支持的项目需采购美国钢铁制品。
（2）关税手段，主要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目的是保护“本国幼稚工业”。但事实上，长期高关税环境在国内形成准入壁垒，往往容易使得受保护产业形成低效率特征。 （3）出口补贴。例如，法国和美国政府在2009年曾对汽车企业进行过针对性补贴。 （4）反倾销。尽管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缺乏理由的反倾销往往造成双输结局，但是短期经济放缓的压力使得各国往往将反倾销作为简便易行、短期见效的手段。
（5）限制进口。限制进口有很多方式，可以是采取提高商品进口标准的行政指令措施，也可以是设置通关障碍等方式，甚至某些国家会采取有期限禁止进口的极端手段。 3.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三类表现
（1）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扩散和复杂化
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升级和蔓延，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我国遭遇的贸易壁垒为例：
①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入贸易限制的行列。近年来，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为主要形式的临时贸易壁垒成为中国出口厂商的最大威胁。去年，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取得调查结论大多数得到了所谓“存在双反问题”的裁决，多数发起者是新兴经济体。 ②发达经济体对于新兴产业的贸易保护措施加剧。全球新兴产业增长放缓，传统产业的回报率下滑，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这种产业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问题急性发作。因此，发达经济体迫切的挖掘新兴产业的消费需求，同时压缩现有高新兴产业（如电信、半导体、生物技术、汽车等）的进口规模，以期用本土产品替代。例如，在电信设备投资领域，去年年初至今，我国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中兴等在欧洲、美国等市场不断遭受以“倾销”、“垄断”、“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的调查。
③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增加，贸易限制的理由更加丰富。国际贸易限制的新手段层出不穷，包括技术标准、环保条款、国家安全都成为新的理由。例如，发达经济体提出了碳排放标准，从而限制产品进口。本质上无非是贸易保护主义披上环保外衣，以碳关税为名，限制进口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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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达经济体以资本手段实行贸易保护，“资本输出”和“资本回撤”表现出周期性 为尽快摆脱危机影响，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进“再工业化”，通过金融手段作用于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目标是增加资本流入、增加产品产出、扩大贸易顺差。微观层面，各国政府不约而同采取了“鼓励本国工厂回迁国内”和“本国商品替代进口”的方针，避免海外投资。
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前，发达经济体长期输出资本，通过金融系统放大杠杆进行境外投资，再通过跨国企业将投资回报汇回国内。在上述危机的背景下，前期过度的杠杆比例加剧了私人部门、公共部门的现金流断裂和违约的风险，因此，资本回撤就成为必须之举。例如，这种情况就体现在“美联储QE3退出”引起的“全球性的汇率贬值和资本外逃”。 （3）客观上看，发达国家利用货币政策工具，打击贸易伙伴国的出口能力
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通过现有的国际汇率和贸易结算体系，通过外汇市场影响别国货币政策，从而最大限度的影响和控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部门的“信贷和资本支持”。这种手段对于贸易伙伴国出口部门的影响更加长期化和更加深化，使得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部门，容易面临需求周期和资本开支周期双重叠加向下的风险，进而最大限度的制造产能规模的波动，从而打击其出口能力。例如，美国和欧洲的货币宽松政策，名义上是维护国内经济、金融秩序稳定，实为向别国输出金融动荡。 二、对于我国过去30年贸易发展的思考 对于我国长期贸易顺逆差的原因探究：
1.我国过去30年的贸易繁荣，得益于“资源禀赋优势”和“政策红利”的双重驱动 我国过去的贸易繁荣，一方面受益于“资源禀赋的优势”，另一方面是政策红利的长期效果。资源禀赋理论的要点在于资源禀赋优势交叉配置，决定国际间贸易趋向帕累托式的均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劳动力供应潜力巨大”的禀赋特征，与国外市场的形成互补；另一方面，我国的汇率管制和资本项目的管制，大大迟滞了贸易顺逆差趋向均衡的过程，形成了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
2.资源禀赋特征为我国贸易大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根据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相对禀赋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笔者认为，我国的长期的贸易优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的“廉价性”和“规模巨大的潜在供应”。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巨大的劳动力供应潜力，使我国的具备了“长期贸易顺差”的产业、资本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