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提出建立中国经济总体设计构想
不知道诸位都了解过钱学森先生于70年代末期提出的“走社改”的思路没有？这样的做法才是中国共产党所应该采取的治国方略。 遗憾的是，钱老的这个设想被束之高阁，我们就是想一窥全貌都不可得。但大体的思路还是清晰的。这远比什么理论要高明得多。如果中国自80年代起就照钱老的设计思路做，那现在的中国绝不会象这样官僚腐败，干群分裂，信仰错乱。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风雨飘摇中，在这关键时刻，中国不能自己先乱。
钱老本是自然科学专家，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设计呢？话还得从周总理的要求谈起。因为周恩来总理在生前就希望钱老把“两弹一星”的管理经验推广到其他社会领域，于是便有此设计方案。 多年后，许多人都还为当时没有采纳钱老的方案感到遗憾：“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专家于景元教授在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说，要从总体上考虑，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深层复杂的问题，就应按照钱学森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于景元教授说，这种国家经济的总体设计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法，是中国人的创造，它不同于西方的“思想库”，“智囊团”等。它是借鉴了中国“两弹一星”研制中总体设计部极为成功的经验，周恩来总理在生前就希望把这些经验推广到其他社会领域。于是一九七九年钱学森提出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的建议。一九九零年，钱学森从国家的宏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角度，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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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总体设计部体系的建议。
（《钱学森提出建立中国经济总体设计构想》原载美国《侨报》1993年4月18日）
其实，及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界许多人也还没有能真正理解钱学森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重大贡献。正如2009年12月2日在国防工业出版社在北京远望楼召开主题为 “读《钱学森书信》 学习钱老科技创新思想”座谈会上，我国系统科学领域知名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究员于景元说,钱老过世以后，他很注意媒体在网络上的报道，发现不管学术界还是普通大众，大家对钱老在航天领域的贡献一致认可，但从钱老整个一生的科学贡献来看，还有大量的贡献还没有被大家认识。他认为“钱老的知识结构首先有学科理论深度；第二有跨学科、跨领域的广度；第三有跨层次的高度。于景元表示，从这个角度看，钱老是一个“三维科学家”，我们现在科学家大部分是“一维”，“二维”也不多，他还指出“所以我说钱老是一个科学大师、科学泰斗、科学领袖，一代宗师，百年难遇。”
“1979年，钱学森报出了“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的建议”，80年代后期，钱学森在总结现代科学技术员新成果以及国内外成功经验（特别是祖国老一代领导人的智慧）的基础上结合运用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体系”也就是“大成智慧工程”，这就为在我国建立总体设计部找到了很理想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并使之切实可行。” （钱学敏《论“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原载《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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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路如何从理论走向实践，如何运作呢？钱学森提出了他的思路：“我想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的体系，无非是给党和国家提出咨询的意见，或者它自己认为哪一个问题要研究，经过研究提出报告，或者接受国家的要求，为解决某个问题提出一个咨询报告，这都可以。它的报告经过刚才说的既定性又定量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保证它绝对不错，但是我想这样一种作法是尽现代科学的可能作的最准确的、最全面的分析。当然，如果国家领导人接受这种咨询的意见，定下来这么办了，实践的结果也只能大部分对，还有小部分不对，因为总体设计部的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误差的这部分要比现在的作法小得多，小得多，小得多。而且有了那样一个分析研究，有这套办法，出现了一些跟预见的不完全一样的，这个改变也可以返回来调整这个模型，作必要的控制和调节，即使有一点差别也是可以解决的。这样的方法是我们现代科学所能做到的最准确的答案。万一实践中有点不一样，也不怕，也比较容易调节过来。这样的作法我们中国还是有经验的。老的经验，远的就是搞原子弹、氢弹的经验；近的就是我刚才举的航天工业部系统工程中心的经验。我们国家还有其它的部门也做了工作，也有成功的经验，许多关于发展战略的研究就属于这个类型。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把这些成功的经验综合起来，把它应用到整个国家规模，而应用到国家规模的可能性，这也是有理论依据的，就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嘛！”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年02期 ）
钱老在讲座中指出：“这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些科学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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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法子应用的，它只有在大企业中，在企业内部才可以用，到了国家规模它就不能用了。去年在软科学会上我讲了这个问题，我说：我们相信系统工程、软科学这些方法在我们国家的管理上是可以用的，因为它是科学的方法，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同志们要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些方法在管理国家上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的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这段话是说明在我国完全可以用系统工程这个科学的方法，而且这些科学方法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更小的范围内如军事作战计划中，企业经营方针的计划中，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些成功的经验用到国家规模，而且这个运用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得天独厚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用这个方法的，显然是在外国发展起来的一个科学方法，但是我们可以搬来用，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与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结合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年02期
五是中国目前国家管理系统结构接近系统管理的优化系统模式。首先，精干的党委系统，从控制论角度来看这个系统具有“闭环控制系统”的全部功能。有事前监督、事后监督、事中监督系统，有明确的施控系统和受控系统、多重的信息反馈系统。从理论上讲这个执政党系统内部功能是完善的，控制是有力有。从执政党对外的控制来说，他对政府来说整体上作为一个施控系统，政府则作为一个受控系统，其间多重的监督、反馈系统，使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系统。因为它是一个符合控制论模式的新型的，多重监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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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从施控系统来说，执政党根据世界变化的信息，通过执政党的参谋机构，对外界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后，对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经济路线进行战略性调整，同时形成执政党的意志，将这些建议和决议信息输入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后，输入国务院进行细化成各种政策，并输出到省、市、自治区执行，省、市自治区将执政党信息进行分解细化后再向地、市、县一级输出。从国家施控各省，省一级对上是受控，对地州市则是施控。地州市对省是受控，对各县市则是施控系统。在中央、省、地州、市、县每项一级都具有“事前监督系统”、“事中监督系统”、“事后监督系统”，直接反馈系统、间接反馈系统、专门的内部信息反馈系统，外部信息反馈系统。
这样的一个管理控制系统是一个非常的效的，难以摧毁的系统，因为它来源于军队管理系统，这样的系统不是想当然的，而是世界各国千百年来的战争，数不清的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管理方式。但是我们又常常感觉到这个系统没有能发挥其更好的作用。原因是“我们的制度好比一辆马力强大的好车，而常常落在一些不会驾驶，不懂交通规划的人手里瞎拆腾”，因此，我的观点是“不能因为人苯就怪刀钝”。 显然，如果改革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那么我们国家管理的基本原则不会改变，不用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用放弃按劳分配原则，不用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不用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会让国有资产流失，数千万工人下岗，不用追捧非科学的发展的所谓“鸡的X”，不用大开股票赌博市场、不会大卖采票鼓动人们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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