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脉探源儒道合 人文成化古今谐──“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论文
关键字：老子 儒家 孟子 教授 研究 思想 五行 先秦 太一
由武汉大学中国国文化研究院、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湖北省哲学史学会联合主办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0年10月15—18日在武汉大学召开。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庞朴研究员、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是这次会议的发起者。武汉大学郭齐勇、陈伟、徐少华教授是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港地区以及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的12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80余篇。会议除开幕式和闭幕式之外，均分三个会场同时进行讨论，60多位学者作了专题发言。与会学者在此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郭店楚简的形制分类、字句篇章释义、文本比较、学派归属、思想内涵、文化史意义以及墓葬时代和墓主身份等问题，从考古学、简牍学、文字学、文献学、校勘学、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哲学、思想史、文化史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并展开了热烈的辩论，进一步发掘了郭店楚简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蕴，推动了郭店楚简研究的深入发展。现将会议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形制分类
比较集中地探讨这个问题的有台湾大学周凤五教授，他参照两汉学者对于儒家典籍形制的相关叙述，对郭店简的简长、简端形状、字数、编线与间距、简牍符号、字体等形式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郭店简有经传之分，简长者为经，短者为传；简端梯形者为经，平齐者为传。郭店简中存在的方形墨块、小墨点、“乙”形墨钩三种符号为分章、分篇和句读标志，有助于正确复原简序与分析篇章。郭店简文字分别具有楚文字本色和不同程序楚化的齐鲁文字特征，字形分析有助于理解郭店简渊源所自及其学派归属。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则认为，竹简的长度、形制、编线、字体等形式因素对于排序、定篇、分类诚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战国竹简的形制规律尚不确定；至于字体的复杂情况，除了文字的地域差异性之外，也应考虑抄手的书写特点。他认为，研究简帛文献应该照顾到当时的“书写习惯”和“阅读习惯”，楚简中一些在今人看来“形近混用”的字，却是被当时的书写和阅读习惯所认可的。他认为今人研读楚简存在着“楚书秦读”现象。
二、关于字句篇章释义
北京大学裘锡圭教授对他在《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简称《郭简》）之《老子》甲篇中所释“绝伪弃诈，民复孝慈”二句作了修正，他采纳庞朴等学者关于老子所否定的往往是儒家所肯定的道德观念、老子所
“绝”“弃”的往往是两个相异而又相关的概念的观点，并参考有关研究成果，结合郭店简中其他六处与原释作“诈”的“■”字形同或形近字的具体文义，将“■”改释为“虑”，又考稽《庄子》、《荀子》、《淮南子》等古籍中“为（伪）”“虑”并举的成句，将此句改释为“绝伪弃虑”，相应地将下句改释为与今本《老子》第28章“复归于婴儿”句义近的“民复季子”。这种改释更加符合老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也与简本《老子》文义更加和谐。吉林大学刘钊教授运用古文字音韵学资料，参以经史诸子书证，对《郭简》中若干未释或不识文字进行了诠解，并基于郭店简中“流”多作“■”而惟独《唐虞之道》一篇作“■”的现象，得出了“《唐虞之道》简的文字非常独特”的看法，启示研究者对郭店简的来源加以深入分析思考。台湾“中央研究院”袁国华对《郭简》之《唐虞之道》篇中“■为天子而不骄”一句的“■”现释作“身”或“升”提出商榷，他通过比较郭店、包山、曾侯乙墓楚简文字以及甲骨文、金文的字形，认为“■”与隶定前的“身”、“升”均不类，而形同于“弓”，又根据古音通假规律，参以文献证据，将其释为“躬”。
李零教授对于已被广泛接受的将郭店一号墓中漆耳杯底部铭文释作“东宫之师”提出不同意见，他根据战国秦汉器皿一般都以置用之所或器主人名加器名的铭例，并分析杯铭第四字字形更接近“不（杯）”字，从而认为杯铭当释作“东宫之杯”，由此肯定了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最初的解读。这个问题对于分析墓主人身份以及郭店简在楚国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都相当重要。
日本茨城大学岩本笃志、早稻田大学森和介绍了将楚系文字（目前以包山楚简为主）输入电脑、通过直接模写和现代字体转写程序显示其楷化过程的工作，还介绍了制作JAVA script楚简数据库、通过因特网向研究者开放并进行网上讨论的情况。
台湾“中央研究院”林素清研究员主要通过对《语丛四》字、句、段、篇的研究，参以简长、抄写格式、字体等形式因素，认为该篇专论言语游说之道，在内容与形式上均与以讨论性情德行为主的《语丛》之一、二、三篇不类，故《郭简》整理者将四篇归作一类不当，而应将《语丛四》另析为一篇，篇题拟作《说之道》。武汉大学陈伟教授对《语丛》之一、三篇的几条简文进行了文本复原和讨论，认为《语丛一》中31和97号简以及《语丛三》中55和60号简分别应予连缀，他引用《管子》、《孟子》、《礼记》、《淮南子》等文献证明己说，并通过对照，认为简文对于文献所载先秦礼制及其观念有所验证和拓展。北京大学王博对《成之闻之》中“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句作了疏解，他引用《诗》郑笺、《经典释文》，将“旗”释为语气词；引用帛书《黄帝四经》辩正“槁木”之喻；引用《尚书·说命上》、《论语·宪问》、《礼记·丧服四制》等将“三年不必为邦”与“三年之丧”的礼制联系起来，得出了此句涵有“敬”、“内反诸己”意义的结论，从而与郭沂将此句释为“枯木无恒，不能善始善终”迥异其趣。北京大学刘昕岚博引经子，对《性自命出》
篇加以注释、提要、义证、论说，具体而微地疏解了天、命、性、情、道、志、诚、敬、忠、信、礼、义等范畴，以期为进一步研究铺垫基础。
鉴于郭店简字句篇章释义分歧的状况，一些学者提议整理出版《郭简》集注本或修订本，以反映《郭简》出版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文本。
三、关于文本比较
北京大学邢文考察了《缁衣》简本与今本的文字特点，征引文献体例以及发端起义原则，认定简本早于今本，今本辑入《礼记》时曾为经师增改，而这种增改因结构不一，且有错简和窜入，所以是不成功的。他还考证了《缁衣》中“夫子曰”、“子曰”之“子”为孔子而非子思或公孙尼子，从而认定先秦礼学源于孔子，孔子传“礼”，七十子及其后学据“礼”为“记”，“礼记”的出现标志先秦礼学的发生；“礼记”诸篇如《缁衣》的内容不一定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礼学，这些篇章后来以记入经，是为今本《礼记》。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分析了《缁衣》、《成之闻之》、《唐虞之道》、《性自命出》、《六德》等篇引《书》论《书》的情况，认为先秦《尚书》有许多篇为今传《尚书》失收；所谓“晚书”实属后出；战国中期以前《尚书》地位仅次于《诗》而先于《礼》、《乐》、《易》、《春秋》；后人的《尚书》研究在断句与理解上都存在一些误读，因此郭店儒家简对于研究先秦《尚书》、认识今传《尚传》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美国耶鲁大学Annping Chin（金安平）也认为《成之闻之》与《尚书》有很深的关系。日本东京大学池田知久教授通过对《五行》简帛的研究，认为简书《五行》并不是孔孟之间的论著，而是孟子以后的文献。 武汉大学唐明邦教授通过比较简本与通行本《老子》的字数多寡和思想内容差异，认为简本是“东宫之师”节录《老子》而成的临时教材，绝非《老子》五千言原本，不能说简本所无而通行本所有的道论、辩证法思想、直觉理论、民本思想、社会政治思想以及军事思想都属后人增益，如视简本为《老子》原本，必然大大降低老子思想的学术地位。日本女子大学谷中信一教授则认为，《老子》有一个发展过程，并非最早就有一个五千言完整形态的《老子》。湖北省社科院张正明研究员认为，简本《老子》可能是今本《老子》的素材，而简本又可能取材于《老莱子》；他还基于当时学者的思想旨趣和学识水平，推测今本《老子》成于韩非一人之手。新加坡国立大学刘笑敢则以《老子》简本、帛本、通行本为一个传承序列，他通过统计“无为”等概念以及“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等语句在简本、帛本及通行本中出现次数的递增，概括出《老子》乃至一般古文献流传过程中的思想聚焦和语言趋同现象，他认为这些现象一方面启示今人在使用今本文献时应持更加审慎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表明古文献流传过程中抄手或编者的加工大体是在原文基础上进行的，并未造成根本性的篡改或歪曲。武汉大学李若晖认为《老子》简本、帛本、指归本、河上公本、想尔注本、王弼本、傅奕本等固然存在时代先后差异，但由于“唯一的原本”在先秦典籍中并不存在，因此《老子》各本都应依其系统和时代序列排队，要使每个本子都能说“我是我所是”。台湾辅仁大学丁原植在分别比较《老子》与《文子》的简本和传世本的基础上，发现《文子》引用了《老子》经文，并且存在着解《老》资料，显示出推衍《老子》哲学的思想线索，因此他认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