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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受美学视角看电影
作者：孙一文
来源：《知识文库》2019年第05期
《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文化元素为背景的美国喜剧电影。本篇想要研究的是该影片的台词翻译，以接受美学的视角探讨影片《功夫熊猫》台词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以及该现象对于目标语读者对该影片接受程度的作用与意义。
动画影片《功夫熊猫》自上映以来，受到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好评，也让中国观众感叹中国文化元素竟然在美国影视作品当中得到了完美呈现。本篇以接受美学的视角来探讨该影片台词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1 接受美学对传统译论的挑战
古今中外，各路翻译大家都对翻译做了详尽、精湛的诠释，总结出了诸多翻译理论以及翻译准则。如美国语言学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提出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 ， 65） 。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两种翻译策略，并指出翻译不可绝对的归化和绝对的异化，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不论是哪种翻译准则，都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隐身。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一种新的文艺美学流派被提出，即“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Wolfgang Iser和Hans Robert Jauss是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接受美学认为，以往的以原作者为中心或者以原文本为中心的研究都忽视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联系，读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文学文本不应该是一个孤立的研究对象，而应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的图示结构，文本的意义应该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地做出诠释（方梦之2011：262）。这一理论的提出颠覆了传统翻译界对翻译的认识，传统翻译理论家都认为翻译的基本准则就是要完全忠实于原文本，译者不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发挥。接受美学认为孤立的文学文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读者的参与才会让文本具有价值。作为翻译最重要的媒介——译者来说，译者首先应该是读者，是原语文本的读者，因此作为读者，必然在其阅读思考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融入自己的人生体验，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以及时代烙印等等。原语文本与读者之间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对话和交流过程。接受美学强调的就是读者的审美能动性，然而，翻译整个过程串联起来的应该是两个读者，第一级读者是译者，第二级读者是目标语阅读者。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不仅应该有自己的能动参与，还应该考虑到第二级读者的审美能动性，选择合适的审美再现手段。
2 创造性叛逆及其与接受美学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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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亦稱“创造性悖谬”。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来自于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专著《文学社会学》中的一段话。真正将这一理论引入中国并进行详细阐释的是著名翻译家谢天振教授。创造性叛逆可大致分为媒介者即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以及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2.1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其中的译者如前所述，也属于读者的一种，是原语文本的接受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因其文化背景，审美情趣，人生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的不同，会不自觉地将作品放在一个全新的参照体系当中进行翻译，这样的创造性叛逆是一种既定的客观事实，是文学翻译不可避免的。然而还有一种创造性叛逆是译者根据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念，文学素养，时代背景以及对第二级读者的调查研究而进行的主观能动的“创造”。创造性叛逆当中的“创造”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不单单指语言文字的创造，还指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上的再创造。译者本身就是一个创作者，有的时候译作在经过了译者的再创造之后，其文化内涵，审美价值甚至会超过原文本。歌德的作品《浮士德》经法国文学家奈瓦尔的翻译后，其译作被歌德本人称赞为比原作文字还要清晰的作品。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翻译的培根的《论读书》，其译文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宛如自己的佳作。如果不说这是一篇译作，几乎没有人能看出其中究竟。事实上，这篇译作除了思想上来自于培根，其余都是译者的贡献和创造（谢天振 2013：103）。因此可以看出，译者并非是隐形人，而是整个翻译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就连著名文学大师郭沫若也认为“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马风华 2003：107）。 2.2 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接受者应该分为两个部分，译者和读者。前面已经谈到过译者也是读者，是第一级读者。第二级读者即是译作的读者。译作呈现在读者面前，会因为读者的价值取向，人生经历，文化背景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非常重视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以往只看重文本和作者而忽视读者的现象。翻译，尤其是带有文学性质的翻译，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交流与文化碰撞。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脱离了读者的翻译完全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文学翻译只有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才能实现其文学交流的目的（谢天振2013：127）。在这一点上，创造性叛逆所强调的内容与接受美学不谋而合。
任何一部作品在经过译者的翻译后，其译作都会被置于一个全新的接受环境当中，该环境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价值导向和原语文本所处的环境多多少少都会存在差异。《伊索寓言》最开始不过是在古希腊用来形象化地宣讲哲理所插入的一些小故事而已，后来被翻译成外文后，在世界各地被视作少儿读物。这里面少不了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最具说服力的当属唐代白话诗人寒山所写的诗的英译。寒山诗大多讥讽当时的社会乱象，同情贫民，宣扬佛理，但由于语言通俗随意，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地位，也无人知晓。然而，寒山诗在经美国学者伯顿·华生的翻译后，在美国大学生中引起了轰动。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接受美学和创造性叛逆内在联系的例子。华生在译寒山诗的时候，学界还没有提出接受美学这一概念，但是译者的行为却最好地反映了接受美学的内涵要求。华生正是充分考虑了读者与作品之间的重要关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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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审美体验，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地迁就读者的可接受性（胡安江; 2009：77）。华生的翻译行为也是其主观能动的创造性叛逆的体现。寒山诗的英译本在美国之所以能够流行，当然也离不开当时美国社会的接受者与接受环境。寒山本人是一个衣衫褴褛，言语无度而又追寻佛理的人，这正好迎合了当时美国的学禅之风和嬉皮士运动（谢天振 2013：131）。由此可以看出接受者和接受环境对作品传播所起的重要作用。
3 接受美学视角下电影《功夫熊猫》台词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体现
《功夫熊猫》可以说是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美国式动画电影。那么美方在制作这部美国电影的时候，台词的确定一定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其本身思考制作台词的过程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叛逆的一个过程，创造性叛逆的核心概念就是将一个文本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当中。本文主要论证英语台词翻译成中文这一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例1.
Legend tells of a legendary warrior， whose kung fu skills were the stuff of legend. He travelled the land in search of worthy foes.
译文：传奇故事传送着一名传奇武士，他的功夫无人能敌。他浪迹江湖，行侠仗义。 该句台词的翻译处理并不是简单的遵循某种翻译策略或者翻译原则，而是译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虑到了读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动态联系。对于该部影片的台词来说，其中文译文的读者就是中国观众。又因其电影取材于中国，文化根基在中国，因此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中国读者的可接受性，从而选择合适的审美再现手段呈现给中国观众。其中He travelled the land in search of worthy foes， 译者将其翻译为“他浪迹江湖，行侠仗义”。原文中的travel the land只是一种客观表达，并没有任何文化和感情色彩，然而译文中的“浪迹江湖”却不仅仅只是一句客观描述，而是深刻反映了中国武侠文化里侠客们表现出的无往不前的豪迈大气。在诸多中国武侠小说，如《射雕英雄传》《卧虎藏龙》《新龙门客栈》等当中我们都可以瞥见侠客们浪迹江湖的影子。在影片《功夫熊猫》中，阿宝是一个有着功夫梦的熊猫，里面的其他元素，如仙鹤大师，螳螂大师这些有着独特功夫技艺的元素，无一不印证着这部影片中所具有的中国武侠文化。因此这个地方译者将其翻译为“浪迹江湖”是非常恰如其分的，此句的处理也是对原句客观性描述的一种创造性叛逆，成功赢得了中国观众的认同与喜爱。同样原文中的in search of worthy foes，如果直译过来就是“寻找相称的敌人”，但译者处理为“行侠仗义”，这一创造性叛逆也成功迎合了中国文化价值取向。 例2
There is no charge for awesomeness， or attractiveness. 译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何足掛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