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开展生产自救的过程中，湖南、福建、河南等省提出并实施了“借田渡荒”政策，即把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的一部分土地借给社员耕种，收获归己。这一政策为战胜当时的农业危机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借田渡荒”；积极作用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6－0073－04
20世纪60年代初期，湖南、河南、福建等一些省份在生产自救中一度实行过的“借田渡荒”或“借地渡荒”政策(为行文方便，笔者将二者合称为“借田渡荒”)。目前学界对此缺乏系统研究。本文试图对“借田渡荒”政策的背景、提出和实施的情况以及所产生的影响略予考察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借田渡荒”政策提出的背景
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农业形势。
1.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厂、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一系列“大办”调集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导致农村劳动力减少。全国农村劳动力由1957年的19310万人减少至1960年的17019万人，三年减少了2291万人，而且留在农村的多为老、幼、妇等弱劳动力。据农业部的估计，即使是到了1961年，全国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只略多于1952年。其中，湖南省1961年比1957年减少劳动力300多万个。
畜力和劳动工具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农用役畜的年底头数1960年只有4124万头，比1957年减少1244万头，并且存栏役畜的膘情和体力也普遍下降。如河南封丘县大牲畜由1957年的4.8万头锐减至1961年的2.6万头；延津县大牲畜1959年比1958年减少9858头。湖南省1961年比1957年耕牛减少16％；农具减少30％以上。1961年全国的农用耕畜的数量和质量都比1949年差，铁木灌溉工具比1957年减少了，一部分原有的灌溉系统被打乱了或者被破坏了；各种旧式中型农具的数量大约比1957年减少了25％至35％，竹制农具的数量大约比1957年减少了50％－60％。
土地抛荒、盐碱化相当严重。全国耕地面积由1957年的16.7745亿亩减少至1960年的15.7292亿亩，减少1.0453亿亩。到1961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只相当于1951年的数量，而好田好地比当时少了。湖南省1961年比1957年耕地面积减少500多万亩，且减少的多为水田和好地。福建龙岩江山公社大跃进三年来共抛荒耕地4977亩，占耕地总数的27.1％。据农业部的估计，1961年全国盐碱化耕地面积比1957年增加了1700万亩。其中，河南豫东、豫北28个县中，土地盐碱化面积已由1958年的480万亩上升到1130万亩，已占到该区耕地总面积的22.1％，盐碱地区人口达到800万，粮食产量比常年减少15－20亿公斤，最严重的地区，已经两三年没有多少收成。
2.农业总产值特别是粮食产量连年下降
大跃进使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孤军冒进，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196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下同)只有415亿元，比1957年下降22.68％，还不及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41.7亿元)的水平。其中，种植业产值1960年只有332.8亿元，比1957年的432.6亿元下降了23.1％，还不及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346.6亿元)的水平。粮食作物产量1960年只有2870亿斤，只及1958年总产量的71.75％，竟跌到了1951年(2873.7亿斤)的水平。
3.农民生活水平下降，饥荒蔓延
不仅城市粮食供应十分紧张，粮食价格飞涨，农村地区缺粮情况也非常严重。据内务部的报告，1960年我国缺粮人口达2.1亿人，到1961年7月缺粮人口仍有1.8亿多人。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406.12斤，降到1960年的327.24斤，下降了19.4％。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更是由409斤降至312斤，下降达23.7％。农村绝大多数居民只能靠稀饭和菜粥度日，不少地方的农民甚至吃树叶、树皮、草根、观音土等，饥荒在全国农村许多地区蔓延。全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浮肿病、妇女病、小儿疳疾病、人口外流和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处于大饥荒下的中国农村到处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
造成以上农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党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但自然灾害也是
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959年，各种农作物受灾面积66943.5万亩，其中旱灾50710.5万亩，水灾7219.5万亩，风雹2896.5万亩；1960年，各种农作物受灾面积98182.5万亩，其中旱灾57187.5万亩，水灾15232.5万亩，风雹5884.5万亩，霜冻2071.5万亩；1961年，各种农作物受灾面积92623.5万亩，其中旱灾56770.5万亩，水灾13306.5万亩，风雹6667.5万亩，霜冻3601.5万亩。进入1961年后，湖南、福建等一些省份有发生了新的自然灾害。1961年上半年，湖南全省遭受了严重旱灾，有330多万亩水田受旱基本失收或完全失收，全年农业减产已成定局。1961年，福建省遭受了台风、洪涝、干旱、低温、冰雹等多种自然灾害，受灾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损失之大均为历史上所罕见；严重的灾害使全省粮食严重减产，一些地方绝收，农村普遍缺粮，缺粮和断炊农户达986.8万人。河南豫北、豫东地区土地盐碱化灾情并没有好转，农村“生产秩序极不稳定，人口大量外流”。
二、“借田渡荒”政策的提出和实施
面对空前严重的农业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生产自救工作，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调整。在农业调整中，湖南、福建、安徽等省从当地农村实际出发，提出并实施了“借田渡荒”政策，即把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的一部分土地借给社员耕种，收获归己。
1.湖南等省的“借田渡荒”
1961年8月26日，针对湖南严重的灾情，中共湖南省委经过研究，发出《关于借冬闲田给社员生产的通知》。《通知》指出：“我省每年都有五百至六百万亩冬闲田，加上一部分地方因干旱荒芜的土地，可能有六百至七百万亩，如果其中一部分或大部分能够种上秋粮和冬菜，将有一笔很大的收入。因此，所有农村人民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在不妨碍明年春耕的前提下，应当千方百计充分利用冬闲田大种冬菜和冬种春收作物，增加集体收入。凡是集体单位不能充分利用的冬闲田土，允许借一部分给社员个人种植冬菜或冬种春收作物，并允许社员在绿肥田中间作冬菜。”关于借田的数量，《通知》指出：“借给社员生产的冬闲田的数量，在一般地区，大体每人可借一分、二分到三分；在灾区，可以适当多一点，大体每人可借三至五分。”《通知》规定，“借给社员的冬闲田土的收入，全部归社员个人所有，不交征购，一般 也不抵口粮；有些地方因灾减产或其他原因，需要略抵一点口粮也可以，但必须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为了划清借田渡荒与包产到户的界限，《通知》指出：“应该明确，在集体不能充分利用冬闲田土的情况下，借一部分田土给社员，是为了尽可能多搞点吃的，是为了生产自救，借出的冬闲田土，要在明年春耕播种到来时全部收回，绝不是分田到户。这一点应当向干部群众反复讲清楚，从而正确地积极地认识和作好这一工作。”
《通知》下发后，全省各地均按要求借给了社员一部分土地。如邵阳地委执行省委《通知》精神，全区共“借”出土地86万亩，人均2.8分；湘乡县借给社员的土地连同自留地一起超过10万亩，并允许社员以25％的劳动时间经营自留地和所借田土，社员在所借土地上种植萝卜、白菜、马铃薯、油菜、小麦、蚕豆、豌豆、荞麦等作物，获得了较好的收成。1961年秋华容县借田给农民种植蚕豆，蚕豆的种植面积比上年增加34000亩。
江苏省也推行过“借田渡荒”政策。1961年8月12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干旱成灾地区补种、改种的通知》，规定可以采取划一些大田给社员(每户2－3分田)借种一熟的办法，帮助社员渡过灾荒。1962年，江苏省委第一书记陈光在镇江等地提出油菜、芋头等小宗作物可以用“借田”的形式让农民“自种自收”。这一措施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实施，如武进县就有17个公社实行了季节性借田。
2.福建的“冬季自由种一季”
1961年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视察灾情时，莆田的农民提出了“借田”冬种的意愿。叶飞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人一分自留地，冬季自由种一季”的意见。所谓“冬季自由种一季”，就是在1961年的冬种中，每户社员可向生产队借种一亩地，有条件的可以每户超过一亩，谁种谁收谁所有。这一意见得到省委的同意，并于10月19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在全省各地普遍实施。如三明地区的粮食产区，每户留给一亩左右的好地借给社员耕种；晋江地区要求在不影响明年春种计划面积、不影响生产队扩种面积、不能不下肥料抽瘦田底的条件下，广泛推行自由种一季，并在
借田时适当照顾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和刚回乡的复员军人、民工；闽侯地区的福清县实行自由种一季后，冬种粮食作物面积由13万亩扩大到20万亩，加上自留地5万亩，共25万亩，占该县耕地面积的50％多，超过以往任何一年。
在推行“冬季自由种一季”的过程中，福建各地因地制宜，既适当照顾国家集体利益，又尽可能满足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有些人多地少的地方，本来生产队冬种计划面积就比较大，留下的冬闲地很少，分给社员冬种地后，集体的冬种面积就会减少。尽管存在这一矛盾，各地还是如数借给了社员土地，社员对借得的土地和集体冬种的土地都精耕细作。这样，集体冬种的土地虽然减少了，但加上分给社员冬种的土地，冬种的总面积反而扩大了。有的地方，为了使分给社员冬种的土地能够不违农时耕种，就将分给社员冬种的土地，由生产队集体耕作把作物先种下去，然后由社员自己管理，自己收获。还有的地方为了不使分给社员冬种的土地肥力下降，鼓励社员种植蔬菜和蚕豌豆等，如果要种植大小麦，则规定社员在春耕时每亩交生产队肥料10担至20担。
3.河南等省的“借地渡荒”
1962年3月初，河南省委召开安阳、新乡、开封、商丘4地的地委负责人会议，正式提出借地政策。“借地渡荒”政策在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同意后，于3月25日省委扩大会议后正式开始实施。最初只在土地碱化严重、耕畜死亡严重、人口外流严重的重灾区即豫北、豫东的一些地区实施。他们的做法是：由集体借给社员一部分土地(人均6至8分)，加上自留地约1亩左右，由政府支援每户1把铁锹(因这些地区耕牛已经很少，当时一共由国家支援了100万把铁锹)、一点种子粮，然后在集体领导下，实行生产自救，收益归社员个人所有，不计征购，也不顶分配口粮。豫东、豫北地区有22个县约400万人口实行了借地自救。
1962年5月，河南省委在得到中南局同意后，又决定将少量旱秋地借给农民种红薯，以便让社员在8月底能接上口粮，只种一季，秋季收回，不误集体种麦，收获顶口粮，不计征购。后来在实行时，各地都要求借，而且认为借一季时间太短，可能破坏地力。河南省委决定，允许在每人平均占有耕地2至3亩的地区，借地加自留地可以不超过耕地的15％；在每人平均占有耕地1亩左右的地区，借地加自留地可以不超过耕地的20％，每人借地的绝对数为2到3分，借地期限为3到5年，后定为5年。这样，“借地渡荒”政策在全省范围得到贯彻。执行的结果，到1962年7月，河南全省有40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借地渡荒”的政策。盐碱重灾区(约400万人口)农民借地加上自留地占到了集体总耕地的28.6％，一般地区(约4000万人口)占16.5％。又据开封、洛阳、商丘、新乡、南阳5个专区16万个生产队的调查，有6％即9500个生产队，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总数的10％左右；有83％即13.3万个生产队，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总数的15％左右；只有11％即1.74万个生产队，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总数的20％或以上。
江西省也推行过“借地渡荒”政策。1962年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提出借给社员每人2至3分冬闲地种植油菜，谁种谁收。这项措施随即在全省一些地方得到推行。另外，还有个别地方暗地里将部分土地借给社员耕种，如1960年底山东牟平县上册公社胡家沟生产队把原来由生产队经营的40亩土地分给了社员，让社员自种一季大麦。
三、“借田渡荒”的历史作用
“借田渡荒”政策，虽然只是在少数省份、在短期内(河南的“借地渡荒”在1962年中共十届十中全会后被叫停，“借地”被逐步收回)实施过，但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首先，“借田渡荒”政策鼓舞了农民战胜困难的信心，促进了农村生产秩序的好转，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被他们称为“救命政策”、“栓人政策(可以减少人口外流)”和“叫人政策(可以把外流人员叫回来)”。据对河南南乐县的不完全统计，1962年2月份全县外流人口尚有714人，3月份实行借地后，当月就回来305人，4月份又回来362人。该县福坎公社原有890人想外流，贯彻借地政策后，都不想走了，另外还有135户向外写信，34户向外打电报，要自家外流的亲属返回来。
其次，“借田渡荒”政策的实施有效地调动和发挥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帮助农民渡过了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有的社员说：“以前天不明就打钟，太阳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