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前夕李大钊的主要贡献
[摘 要]建党前夕，李大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带头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宣传、教育和研究；初步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团结、培养、组织革命青年；积极与共产国际商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用自己的行动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正确方向；深刻认识到理想信念和运用正确理论指导行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建党前夕；李大钊；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5-0020-03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95周年到来之际，探讨李大钊在建党前夕的贡献是很有意义的。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早年也曾经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希望中国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走向独立富强。然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的失败，使他看到这条道路是无法走下去的，在早期的先进分子中他最早抛弃了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李大钊认识到，辛亥以后所建立的民国，实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
民也！”[1]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更从世界眼光来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2]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洞察在中国先进分子中是很早的，在当时的中国是具有引领作用的。
李大钊走在我国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前列，他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研究者。 （一）欢呼和拥护俄国十月革命。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前后，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著名的论文，坚决拥护十月革命。《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是中国人民赞扬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它阐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予中国的影响。文章指出：“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他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的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的工作。”[3]他预言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4]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配合《新青年》向群众展开宣传教育工作。他指导全国学生救国会和北大学生创办了《国民》杂志和《新潮》月刊，自己担任这些刊物的指导和顾问。《晨报》第七版副刊实行改革，他给予了很大帮助并在这个副刊
上特别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1920年7月，李大钊在北大担任教授，他把学校的讲坛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他在北大、女高师、朝阳大学讲授过《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发展史》等课程。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1919年秋冬，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连续发表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首先，李大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地位，认为它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这对人们尤其是青年认真学习研究这种学说有重要影响。其次，此文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和重点研究，他认为：唯物史观的要点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和社会组织进化的理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要点是劳动价值论和“资本集中说”。文章还指出：“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的上述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5]他这些研究是深刻准确的。
未来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道路，如何走，这须要认清中国国情。李大钊认为考虑中国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6]这里的国情，既是指“近今之国情”，也是指“往昔之国情”，即历史。[7]当时，国内有些人主张守旧的国粹主义，他不赞同；有些人主张全盘西化，他坚决反对。他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有短长，建设新世界的，需要新文明，这种文明并不是要全盘西化，也不全是国粹，而应是东
西文明各“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8]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的不是儒学，而是封建制度，中国文化自有其价值和前景：“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9]他注重吸收西方优秀的东西，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这种学说能救中国，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10]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11]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12]他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当时就组织过“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并由他担任评判员；还开展过“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这类实际性的专题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当人们“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13]，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这些思想，虽然还不够成熟，不够系统，但是，他已经为当时年轻的先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指明了正确方向。
李大钊开始注重研究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和他过早的牺牲，这些思想没能明确化、系统化。苛责于前人是不对的，但从总结教训来看，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难免对中国的
国情缺乏认识，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进行的分析、认识还不够系统深刻。第二，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认识还不够清晰。由于缺乏系统分析中国社会，所以，对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什么阶段完成什么革命的任务，也就不十分清楚。可见，深刻研究中国的国情，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 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李大钊深深懂得，改造中国，单凭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多数人的奋斗。为联络和组织青年，1918年6月，李大钊参与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担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该会会员遍布全国，先后入会的达130余人。李大钊特别注意培养年轻的先进分子，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张闻天、田汉、朱自清等人，都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为了团结青年，培养干部，有计划地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有邓中夏、高君宇、和孟雄、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等，这是中国出现的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这些成员不少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为党的建立做了重要的准备。同年8月，在李大钊等人的努力下，少年中国学会、天津觉悟社、人道社、曙光社和青年互助团在北京开会，成立了“改造联盟”。在这个成立会上，李大钊强调联合行动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指导。李大钊希望通过努力，为中国革命培养出“几位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