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笑的智慧──从关汉卿创作探元代文人心态之一隅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关汉卿更多地把笔锋切入当代现实，反映了元代社会多方面的风景，描述了不同性格的、典型的、活脱脱的生命历程。毋庸置疑，关氏创作自当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其剧作中的主要情节、人物及戏剧冲突多出自吃五谷杂粮、论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神道剧在关氏笔下从未出现过；关氏语言质朴天然、犀利泼辣也恰如其分地适应并体现着他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然而这只是关氏创作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关氏杂剧中激烈复杂的现实矛盾冲突的解决却往往依赖于浪漫主义的喜剧结构，与扎扎实实的现实矛盾与斗争相比，多显出虚构的勉强──这是一种被沉重无奈的现实生活屡次打败后的无计可施和缺少真实出路的沉痛，换而言之，现实生活的素材没有为我们的作家提供出可以借鉴的、真实可信的解决其戏剧主要冲突的逻辑方法和途径。聂石樵先生在他的《论关汉卿的杂剧》一文中认为《拜月亭》和《救风尘》“就戏剧的内容看，都是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喜悦和信心的喜剧，给人们精神上以启发、滋养和鼓舞的作用”，但综观其杂剧的整体结构，我认为，与其称之为是“反映着胜利的信心”，倒不如说成是“充满了调笑的智慧”。当然了，如果一味片面强调关氏杂剧在解决戏剧冲突的环节上毫无现实基础，固然失之绝对；但“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喜悦”的看法显然是对元代社会现实的残酷、反动力量的强大缺少足够的理解和把握。关氏的杂剧创作和散曲创作，都充分体现着他无与伦比的，然而也同样程度令人感伤和同情的“调笑的智慧”。元朝，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朝代。出身游牧民族的统治阶层对儒家文化的隔阂与排斥使得知识阶层失去了长久以来已经熟谙了的权利和尊严。自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以来，时至宋代“，学而优则仕”，熟读经典，等待挑选，已成为汉族知识分子间被时代默认了的一种天然的秩序，所谓“习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当然，能够跳过龙门，跻身政要之列，实现“平天下”之志的仅仅是九牛一毛，但毕竟为读书人提供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谁能料到历史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给无辜者迎头痛击？据史书记载，元代除太宗九年（１２３７年）曾举行过一次科举外，以后废而不举者七十七年。期间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即使学成了高超的“文武艺”也绝对没有“出售”的机会，几乎把社会上的读书人都推上了“奉旨填词”的柳耆卿所能走的道路，而其社会地位更是“不堪回首”。“蒙古贵族建立政权以后，不但把各民族依贵贱分为四等，而且还依据身份职业，把人们分为十级。在这十级中，文人被贬到了最低下的地位。”①谢枋得《叠山集》一书中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记载，一向受人尊重的读书人竟然排在妓女之下，作了“老九”。优越的社会宠儿、最有希望的阶层一夜之间便成了弃婴。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是无望的焦灼和狂燥无依的叛逆，最容易生出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报复心理，愈是性情激越的，就愈是容易生出此心来。于是性情平和的，缓缓地吟唱其悲恸的感伤和失落；性情激越的便于嬉笑怒骂间倾泻、喷薄内心的灼痛和愤懑。关汉卿属于后者。
从关氏的早期作品来看，如《陈母教子》、《玉镜台》中，也不难看出他对科举及第所带来的飞黄腾达、显身扬名的艳羡。“学儒业，守灯窗，望一举，把名扬。袍袖惹桂花香，琼林宴饮霞觞。亲夺的状元郎威凛凛，志昂昂，则他那一身荣显可便万人知，抵多少五陵豪气三千丈！”②然而，历史所提供给关汉卿的答案却是，他对功名的追求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兼济天下”之心被现存社会秩序粗暴地判了无期徒刑。这无疑成了知识分子意识领域内的一场劫难。
为了抵御这致命的打击，治疗心灵的创伤，以关汉卿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不得不调笑自己，调笑人生，调笑整个社会现实。看似外表平静、刀枪不入的冷嘲热讽背后，其实是内心那为冷峻的盔甲所保护、并深深隐藏起来的悲愤情怀。调笑是他们以反讽的姿态所作出的最彰显、最直接、最痛快的发泄方式。调笑的实质是自我保护，更是近与歇斯底里的、全面的自我认
可和自我激赏的态度。
与此同时，元代社会混乱荒唐的生活现实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现实题材，以滋养和巩固他们的智慧。能够代表时代特征的有为的知识分子作为历史的良心，在元代社会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便是以这种更为特别的方式存在着。然而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