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期留学于芝加哥大学……（左为陈梦家，右为陈梦家之弟）
其中有关赵女史“勤读而多病”一说，则不难于吴宓先生（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日记中求得一些实证。
1938年3月初，在从长沙到香港，再由香港经越南海防向昆明辗转途中，吴宓与陈赵夫妇先后有同舱同车之谊。一日方开船四五个小时，因船体剧烈颠簸，“宓尚可安卧，而萝蕤等已病，且呕矣”，想来是病于晕船之故也。3月6日，在进入中国云南边境的滇越火车上，“与萝蕤谈英国文学，及刘廷芳夫妇之行事，有为宓所未知者”。后又有记：“圆通公园则红墙金瓦，绿树碧空，极似故都中央公园，宓殊爱之，屡独游。或与诸友同游。其后毛之水、程毓淮二君，租居园内。宓更屡过，且与梦家夫妇，在二君室中茶叙??”，又有为推荐赵萝蕤担任云南大学英文讲师事，而至云大访问熊庆来校长。其后遂有精彩笔墨云：
萝蕤到此即病。宓三月九日由云南大学归，即至登华街联大女职员、女学生宿舍报命，萝蕤隔帷而语。旋与其弟景伦同迁入陆军医院。梦家导宓往探候……及梦家夫妇奠居于林同济寓宅之另一座房中，宓数往访，且与子水在其家晚餐。萝蕤自治菜饭，叹言：?淘米烧柴半日，已苦死矣！?
梦家、萝蕤夫妇，寓居城内桂林街14号楼上。房屋陈设均甚敞洁而华美。宓间往访，与萝蕤谈文学，并借书与之。萝蕤后（于）梦家，偕张遵骝来蒙自，宓亦迎于车站。
吴宓先生对于这一位女弟子的关心爱护，显然是诚恳备至的。3月31日晚，吴老师将随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迁往蒙自之前夜，在“共和春酒家”设宴告别贺麟、毛子水诸友好时，还特意请来了时任云大文法学院院长的林同济教授（1906—1980年）夫妇以及陈梦家夫妇等同席，“盖宓欲林君助萝蕤谋得英文教职也”。作为主人，他周旋席间，竭力营造欢洽气氛，竟至散席时已有醉意了。
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赵萝蕤在《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也自有忆述：
从?七七?事变以后，我一直是失业的。当时西南联大继续清华大学的老规矩，夫妇不同校……而且那时物价腾贵，金圆券不值钱，教书还不及当个保姆收入多，因此在联大的八年里我基本是操持家务。我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作出牺牲。但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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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烧菜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
至于钱老夫子所说的当年“燕大有名校花”一语，我于今春重读浦江清先生（1904年12月26日—1957年8月31日）日记时，无意中得一旁证：那是一九三一年元月十三日晚上，在燕京大学姊妺楼，曾由陈仰贤同学将那位“燕京皇后”悄然指点给他一睹风华??推想当时情景，两人间不免还有所品评和议论，不过浦君未录其时私语。至于“追逐有人”之说，如今时随境迁，已是指认为难了。
“我是老脑筋”，“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菜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由赵萝蕤的自述，笔者似乎找到了解读其“才学人生”的一枚钥匙了。
（一）
《我的读书生涯》，是1994年春夏间，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发动征文时，年已八旬的赵萝蕤教授写出的一篇回忆录，随后收录在公开出版的征文集《她们拥抱太阳——北大女学者的足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之中。当随后北大出版社后来要结集出版她的代表性论著文集时，这篇文章被冠于卷首，并以之为书名。
可见“读书”是作者最美好的回忆，也是她晚年所认同的自己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本原。刘树森先生在《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编后记”中说：
本书汇集了赵萝蕤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著述中择选出来的34篇文章，是作者个人的一部文集。在文学翻译界、英语教学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赵萝蕤先生均以其学术业绩闻名已久。以其翻译成就而论，从30年代的《荒原》到90年代的《草叶集》，口碑历来不同凡响。就教学建树而言，赵先生执教50余年，至今仍在指导研究生，受益者难以数计。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有赵先生担任主编之一的两卷本《欧洲文学史》及其诸多文章行世，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文集可谓赵萝蕤先生治学数十载的写照。读其文章，可知其人，可领略其治学之道。
赵萝蕤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同他父亲赵紫宸先生(1888—1979年) 以自己的见识和学识，给予她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赵紫宸出生于浙江德清县新市镇一个贫寒的家庭里。1914年东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32至1933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回国后先后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授，冰心、雷洁琼、费孝通等都为其门下弟子。
关于这个赵家祖居之地，赵萝蕤的印象是：“那时我已和陈梦家结婚。新市镇是水乡，物价低廉，生活极丰盛，天天吃的不是鱼就是虾。又因无书可读，空闲太多，因此或在桥头看赶鸭子过河，或看着一担担蚕丝茧子从门口挑过??”，这是她1937年7月为避日寇战火，逃难返乡时的见闻。五年后，她在1942年11月23日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了《浙江故里记》一文，对此故家之乡的人情民俗有过深情的纤细回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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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稿编纂赵萝蕤诗文随笔遗作集《读书生活散札》，湖州知名文士徐重庆先生于2009年2月28日复函笔者云：“关于赵萝蕤先生的文字，北京姜德明前辈估计是听到（了）失误的传言。赵先生在世时，曾要我帮她办两件事：一是帮她向（地方）政府要回解放初被没收的祖宅，此事较顺利，当年我是（湖州市）民盟副主委、市政协委员，向德清县政协一反映，没有多时，即表同意，我曾去新市镇看过该宅，甚大，解放后被用作粮库，（老）屋框架结构没破坏，仅两楼的楼板损坏。要回祖宅后，赵先生立即将此宅送给了在新市的亲戚（其父的妹妹赵雅言一家）。我请他们保存好此故居，并请冰心、雷洁琼两位写了‘赵紫宸故居’的题字，雷字交给他们后，才知此宅被全部拆除重建新屋。如此，冰心一纸题字没交去，至今在我手里。二是在湖州建一‘赵紫宸纪念馆’，只是地方官员感到涉及宗教而不表同意。赵先生谢世后，其弟赵景心先生仍是希望建一纪念馆，但要包括她姐姐。几经努力，终于在湖州师院建成‘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纪念馆’。兄前年来湖州时，当去参观过。此事自赵先生托我到办成，前后十三年！赵先生的一些遗物，景心老先生全部捐给了纪念馆，其中包括赵先生的手稿与与一些作品剪报。与校方办交接时，这些手稿与剪报均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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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赵萝蕤出生在杭州，从此她获得的是良好的家庭教养和优越的知识教育： 我在苏州圣约翰堂附近的幼稚园玩了三年，七岁进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年级，并在童年开始学英语。父亲1914至1917年留学美国，因此我一进小学不但学了英语，还开始学弹钢琴，完全是美国的那一套。但是父亲又是个祖国文化修养极深的学者。他怕教会学校不注重祖国语言的培养，又亲自教授我《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而且吟诵起来像是在唱歌……12岁那年，苏雪林女士（绿漪）到我班上来教国语。她重视写作能力，我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双行密圈……六年级时我的语文成绩被评为全校第一，甚至超过了高中三年级的同学。
十六岁了，赵家有女初长成。1928年，豆蔻年华的赵萝蕤，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 她回忆说，“那时中文系的名教授很多”，有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她顿时优游在中国文学的海洋里；可是当二年级读毕，她却在美国籍教师的劝说下，转系读了英国文学，“那时的学校是很自由的；学生除上课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我酷爱读小说，便从父亲的藏书中选读了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的小说，家里没有的就到图书馆去借。后来桑美德教授开了一门小说课，我选修了，但是她要求读的小说，我差不多都已读过。在大学的四年中，我选了多门音乐课，并继续学弹钢琴”。
1932年夏本科毕业时，赵萝蕤刚好二十岁。于是在父亲的鼓励下，她投考了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学英美文学。才貌双全的女生，自多人间偏爱。自入清华始，赵女生就不断得到老师们的照拂和赏识。她回忆说：
当时研究所除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但是我英语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以后再补吧。?于是我被录取了，还得了一年360元的奖学金。我对父亲说，?我不用花你的钱了。?那时小灶食堂一个月才花6元，还有24元零花钱。
在清华大学三年，她听了吴宓老师讲授的“中西诗比较”、叶公超老师的“文艺理论”，以及美籍教授温德老师所开的各种法国文学课程。由着自己的兴趣和学科指引的方向，赵萝蕤努力求学求知，而机会总是会给予那些不断努力进取着的有准备的人。
研学到第三年级时，良机天赐了！应时在上海的戴望舒之邀，此前“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翻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只知一味读书”的赵女生，开始了艾略特长诗名作《荒原》的翻译工作，并在温德教授指导下，完成了作品“译者注”部分。译诗在1936年由上海新诗社出版。
关于这位兴趣广泛的单身汉教授，赵萝蕤晚年在《我记忆中的温德老师》中描叙道： 温德老师法国文学的知识很丰富，后来我还念过他的波得莱尔、司汤达、梵乐希等课。他讲课十分传神，通过他的讲课，也随着我的鉴赏日益成熟，我对波得莱尔的诗歌养成了强烈的爱好，甚至梦想到法国去留学……我想他最主要的活动还是读书。他的头脑十分灵活，没有他不愿涉猎的园地。他听说我在美国读了些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于是他也读起来，而且偏到一些次要著作。我喜欢去找他聊天……
素谙现代文学作品资源的姜德明先生，知道赵萝蕤早年写过不少白话新诗和散文，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期间和五六十的年代“运动期间”，剪报都早已散失，“再
方整理了目录，此目录交景心先生与景心先生所委托的律师各一份外，纪念馆也备留一份。此目录及实物我均看过，数量不是很多，看样子亦不甚完整，如发表在解放前《大公报》副刊上的诗作，还需查阅该报作增补，其实我也早有意将这批文字整理出版（只有新诗、随笔并无札记），兄也想到此事，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事了。馆留的这份目录，日内我当去师院复印一份，给兄寄上，看看是否有出版的可能??本信的内容，乞亦转告德明前辈！”
又续奉其4月17日函，略云：“二月廿八日寄奉一信，想是见收。萝蕤先生的文稿目录今已取得，即寄兄过目，前两页是剪报，后一页是手稿，诗文共五十种。兄费心能联系到出版社的话，真大好事??这些剪报与手稿，都是萝蕤先生生前自己集中保存在一很破旧的文夹里，估计遗漏没收入的不会多，单就这五十种诗文，插一些照片（作者照片，报纸照片，手迹照片），估计可成一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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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找不回来了”，感到十分惋惜。在读到发表在1994年2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本文以后，他特别赞赏其“为文的真诚”，说她的文章“淡雅朴实，没有多余的废话，但充满了丰富的知识和细致的分析、观察”。为此姜先生对于北大版《我的读书生涯》没有“多收几篇散文”一事更感遗憾了，但作者的回答是：“下一本就该是散文了”。
于是姜先生推测，也许她自己曾编选好了一部什么散文集了??可惜的是，至今未见有出版的任何音讯。假如书稿确已成编，出版社再不印行的话，也许其问世就愈来愈无望了。
——因为不过十来年的工夫，眼见着中文阅读界的壮力军，已经从“读文字的一代”快速进化到“读图的一代”和“读数（数字化）的一代”了——他们越来越与伴随着白纸黑字长大的“读书世代”（父、祖先辈们）的学习传统绝缘啦。
（二）
赵萝蕤在《我与艾略特》一文中说，最幸运的是，她请老师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1981年11月20日）写了篇序。“这篇精湛的序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水平，使译本生色许多，而当时的叶老师还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教授”。
有关这位“叶老师”，赵女生自然记忆深刻。 她在晚年所写《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说：“我在燕京当学生时，曾在朗润园的草坪上演出过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1930年5月21日——引用者注），充当女扮男装的罗莎林，那时候听说过叶公超老师也来看了，并且有人指出：‘呶，那就是他！’”而，“当他的学生则是1932年以后的事”：
我是个拘谨怕羞的姑娘，严肃安分得像座山一样，而他那时还没有结婚（作者时间记忆有误，叶先生娶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袁永熹（贵州修水人，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与叶先生成礼于1931年6月30日——引用者注），我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他的屋里的书架遮满墙壁，直碰到天花板。我上的课是?文艺理论?……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不像后来我自己当老师时恨不得字字句句都早早准备好才上堂去。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我在请他写序时，他说：?要不要提你几句？?我那时年少无知，高傲得很哩，回答?那就不必了?。现在想起来够多么愚蠢，得他给我提些意见，不管是好是坏，该多么有?价值?呢。
那家居生活场景的雅致，让这个书香之家出身并见过世面的赵女生也心有羡慕起来。那个“家”在位于前铁匠营的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里：“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
对叶老师的垂注置若罔闻，其实是有其特别的心理背景的。赵萝蕤说：
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许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也许他的非凡才华使他有时锋芒毕露，不过绝没有咄咄逼人?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味道。人们还是喜欢听他那天南地的神聊。我这位老师的?修养?是不凡的。
也许正是叶老师那点令一个拘谨怕羞而又严肃安分的女生，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的“少爷”风度和出众才华，使得赵萝蕤对这位老师多少缺少信任感，以至于“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这也许很令叶老师郁闷。尽管他对于这位女弟子从来都是青眼有加的。在流逝了多少个岁月之后，赵萝蕤还印象鲜明地铭记着叶老师当年赠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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