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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教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作者：高翔
来源：《丝绸之路》2013年第04期
[摘要]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进行了调和，最后儒、释、道三教合一。佛教中国化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古代哲学和文学方面。朱熹的可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有若干内容采自佛教禅宗、华严宗的思辨。佛教传入中国，部分佛典本身就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敦煌遗书中变文的有些内容就取材于佛经故事；佛教与诗也具有很深的渊源。 [关键词]佛教；外来文化；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4-0078-02 一、佛教起源与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为公元前6～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释逝牟尼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许多国家。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它既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又是对印度佛教的发展。佛教在传入中国内地之前，已在西域地区广泛流传。自汉武帝时期开辟对西域的交通后，西域各国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从而为印度佛教的传入创造了条件。但是佛教传入内地的准确时间，至今说法不一。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张骞出使西域时，自大月氏“始闻浮屠之教”。此后，随中西交往的日益发达，佛教逐步传入中土。所以，汉哀帝时，大月氏王派人来汉地传播佛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一个时间。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古人对付佛教新思潮，起初采取消极抵御的方法，不准汉人出家，后来大势所趋，禁无所禁，国家便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佛教组织及其信徒加以限制。消极抵御的极至是武力迫害。后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时期，对于佛教，轻则禁止私度，勒令还俗，重则大烧大杀，这便是“三武一宗灭佛”。究其原因，除了通常认为的佛教过于强盛而与现实社会正常的生活产生矛盾外，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意识上的冲突。 二、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调和
具体来说，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调和主要表现于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相似点。 （一）与儒家文化融合
一方面，翻译佛经时通过对教义的删改以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如家庭伦理方面，印度佛典认为，双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平等的，孩子并没有义务为父母奉献一切。而在中国，则把孝敬双亲视为伦理道德的最佳体现，也将其视为佛教教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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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用中国本土文化来改造以产生新的佛教教义。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佛教论者极力把佛教的教义与儒家文化进行融合。比如，他把因果报应论与中国传统礼教沟通起来，只有孝顺父母和忠于君主才可以得到善报，孝顺父母、忠于君主这种忠孝观念与佛教主张的因果报应论是相通的。
（二）与道教文化融合
佛教传入初期其本身就与道教有一定的模糊性。史载：“楚英王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又牟子《理惑论》中记载有人问：“王乔、赤松入仙篆，神书百七十卷，长生之事，与佛教岂同乎？”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东汉佛教开始传入之际直至汉魏时期，佛教与道教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同一的，人们把佛教当作道教进行了接纳。“黄老之学”亦即道教，“浮屠”即佛也。楚英王作为贵族尚把二者混为一谈，将佛与道一同“斋戒祭祀”，下层的信徒就更不用说了。而在《理惑论》中，还有人不能区分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与佛教涅槃之说，这亦可看出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粗浅理解，而佛教正是利用这一点，与道教在某些方面进行融合，传入了中国。 （三）三教合一
佛教初进中国，道家因教理相近，首先表示欢迎，后来虽因利害关系，常起冲突，但继续有人主张调和。最主要的代表如东晋的顾欢说：佛是老子，老子是佛。道家亦有一句口号：“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佛关系，起初并不协调，但东晋孙绰作“喻道”，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唐宋以来的儒者，大都面目是儒，心神是释。宋张商英以药喻三教，认为“儒治皮肤之疾，道治血脉之疾，佛治骨髓之疾”。佛教对儒道两家，从一开始就不采取攻击态度。主张三教合一最坚决的莫过于南齐的张融，据载，他曾定下遗嘱，死后入殓，必须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儒、道、佛三家浑成一体后，就演绎出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文化，它不破坏三教的个别性，允许三教独立，体现了包容个性、尊重共性的中和特征。
三、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曾被概括为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撇开佛教传入前的先秦诸子学和两汉经学不论，自佛学的系统传入便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先是与魏晋玄学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代学风，并引起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形神之争”。经过中国600余年的消化，被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家心性学说以及孟轲、庄周等人的思想，至隋唐终于被改造为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隋唐时相继崛起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便是代表。至宋明理学，则更是深摄佛教思想。新儒学派从佛学中汲取养料，使之与易、老、庄三玄相糅合：如二程宣扬的“理”套自佛教的“真如佛性”，只不过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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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更多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朱熹的客观唯心体系也有若干内容是采自佛教禅宗、华严宗的思辨。
（二）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在我国被译成汉文，晋朝以后译文渐丰富，数千卷佛教经典中有一部分本身就成了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法华经》、《维摩诘经》历来为文人所喜爱，有时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和欣赏。可以说佛经本身的翻译，就是我国翻译文学产生的标志，其亦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朝时代，一般文人吸收了佛教中谈鬼说神的寓言故事及中国古代流行着的神仙传说，开始写作鬼神和怪物的故事，这就产生了我国文学上的新文体——鬼神志怪故事，如《拾遗记》、《搜神记》等。到了唐代，其内容更加广泛，写作上更加讲究，于是发展为“传奇小说”。唐宋人的传奇小说常说因果报应、入冥转世、南柯黄粱、幻化诙奇，这些多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掺杂着不少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观念，因此文学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除此之外，唐代文学中受印度影响的还有“变文”——大多是讲唱佛教故事，其内容有些亦取材于佛经，是一种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文体，在敦煌莫高窟中有大量发现。此后中国的评话、评书、戏曲、通俗文学等都深受佛教影响。
佛教与诗的渊源也很深。佛教的传入不仅使魏晋的玄言诗重新兴起，还为诗歌创作丰富了新内容、提供了新境界。随着佛学的盛行，许多诗人涉足佛教，结交名僧，信仰佛教，自许询、王羲之与名僧支遁交游，开诗人与名僧交游之先声，白居易与鸟窠禅师、苏轼与佛印禅师等的交游都为中国诗坛佳话。诗的形式使得禅客谈禅不但花样繁多，而且文采飞扬，而禅的方法则使诗别开生面、另具境界。 四、结语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表现在以上几个方面，而这些相互影响的过程，本身也就是佛教汉化的过程，佛教的中国化表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包容性，能够容融传入的域外文化使之为我所用，正是这种包容性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性，大多数外来文化一进入中国，就会被迅速地吸收同化而成为其一部分，满清入关前和入关后的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中国文化又有很明显的市俗性和典雅性共存的表现，既适合于上层统治者、文人雅士研习传承，又适合于平民百姓的精神享受。
文人所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中国文化道德中心和权威中心特性的表现，“达”成为权威中心，“穷”成为道德中心。这些特性有一个共同的生存环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文化圈。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延续不容动摇，所以造就了其另一个重要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