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通过《红高粱》讲述的“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的故事，从爱情和战争两个方面说明“红高粱精神”的含义，并谈谈你是如何理解作者从中发掘出的“种的退化”的命题的？ 答：“红高粱精神”：它秉领天地精华、粗枝大叶、抗旱抗涝、生气勃勃、充满了野性，承载了作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意义。它带人们去闯荡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人们的护身符。它体现在自立自强、生机昂然、热情奔放、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周身洋溢着阳刚与血性、浑身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的余占鳌和有着非同一般的机智和胆识、具有浪漫不羁心灵的戴凤莲等人物形象身上。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正是“红高粱性格”的鲜明体现，对自由生命的热爱和追求，对现代人生命的回归和蓬勃生命力的呼唤都以红高粱为载体，由这种充满也行生命力的红高粱传达出来。莫言通过“红高粱”赞美了高密县东北乡人红高粱般的性格，赞美祖辈洋溢着的原始生命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了作为人最本真的欲望和追求，而这一望无际，庄严肃穆的红高粱不仅仅是“我爷爷”“我奶奶”生活、战斗的场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暗示和一种生命力的传达。是他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是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它和“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的后代子孙的孱弱形成了鲜明对比。②“种的退化”：《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是作家寄托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内心你情感。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莫言关于对象的“纯种”有着固执的爱。在《红高粱》中他对纯种的红高粱以及象征着“人”的纯种的呼唤更为急切。他甚至不惜直接向历史和未来发言：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在这里，莫言所谓的“种的退化”就是人的异化，对未异化的自立自强的人的赞歌，可视作《红高粱》系列的总主题。为了完成这一主题，莫言将家乡的典籍和非典籍的文化积淀作了自己的审美评价后，用奇想构造了红高粱世界中的严酷的生存状态。粗枝大叶、抗旱抗涝、生气勃勃、充满了野性“洸洋血海般的红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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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莫言审美理想中的人的纯种象征物，在作品中也就成了意象。这种对“红高楼精神”的赞美与对“种的退化”的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5．你是如何看待莫言作品中独特的儿童视角和“高密东北乡”？这对于他小说的独特性有多大作用？是否也妨碍了他创作的创新？P105-106) 答：莫言的小说，经常会采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创造一种新奇的感觉世界的方式。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儿童视角、孩子目光，在莫言的作品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先后相承、不断采用的叙述方式。不管作品讲的是什么年代，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儿童的参与、观察和思考，都给这些作品带来了一种奇异的、别致的、对读者有很多的诱惑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元素。比之于感性和理性较为协调的成人，孩子处于感性敏锐、理性不足的时期，他们对世界的感性认知，既强化和突出了对象的形象性，也与文学作品的直感性和形象性优先相吻合。如黑孩在河边砸石头时，将听觉和视觉结合起来赋予声音以图像的一段描写：\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边传来的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到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他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嘴角上漾起动人的微笑。\《红高粱》故事的主体，写的是\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那一代人的故事，但经常跳出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却是一个名叫小豆官的孩子。如果把这个人物拿掉，这个作品的主体恐怕不会受到大的影响，但是恰恰是由于小豆官的在场、评述，使得这个作品非常生动、鲜活，有了一种盎然的童趣。《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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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一些成人叙述者，也有着一种长不大的儿童的心态，而《生死疲劳》中在六道轮回中的西门闹，由于兼有人类和各种动物的特性，因而他（它）眼中的世界也更加富有情趣。
莫言在作品中还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乡土文学，往往与特定的地域风情联系在一起。鲁迅以未庄、鲁镇、S城命名的浙江水乡，以及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畔、周立波的洞庭湖区，都是印上了深刻的个人标记的。80年代以来，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下，中国作家的地域性建构更为自觉。福克纳不断地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一块自己的天地。莫言曾经说道：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后.\我立即明白了我应该高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把那里的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当然我就是这个共和国开国的皇帝，这里的一切都由我来主宰。创建这样的文学共和国当然是用笔，用语言，用超人的智慧，当然还要靠运气\。 莫言的家乡，在他的众多作品中，由此转化为高密东北乡。它最先出现在《秋水》和《白狗秋千架》中，经由《红高粱》、《丰乳肥臀》，直到《生死疲劳》，莫言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如果按其历史顺序排列，《秋水》为其开端，是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是写\爷爷奶奶\作为这块土地的开拓者的一段奇遇。然后，\爷爷奶奶\的形象在发展扩充和大幅度的改造后，又出现在《红高粱》系列作品和《丰乳肥臀》中。这是高密东北乡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抗日战争时期。《透明的红萝h》、《枯河》、《生死疲劳》等则是发生在当代现实之中。而且，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和现实，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后者是作家真实感受着的人生，沉重、凄凉，前者是作家心灵中的幻象世界，激越、神奇。它在历史时间上是顺延的，在作家的创作上却是倒置的，由现实而返照历史的--经由想象力建造起来的红高粱世界的辉煌，映照出当代人的没落和凄凉，也印证着作家提出的\种的退化\的命题。
2(以《烦恼人生》和《塔铺》为例，说明池莉小说与刘震云小说的主要区别。(《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P15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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