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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时期主要思潮辨析
作者：高杨
来源：《知与行》2016年第12期
[摘 要]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各种思潮占据着重要位置。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门。这一时期，“反传统”、现代新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围绕着启蒙和救亡的主题，纷纷表明自己的主张，都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并与中国的传统发生着激烈的碰撞，震动着知识分子们的神经。“反传统”主张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国民，特别是青年思想中的封建保守因素；现代新儒家力求在客观公正地理解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吸收西学之长以实现儒学复兴，进而为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寻找出路；新文化运动后期，俄国十月革命使李大钊等看到了救亡的希望以及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所显示的巨大力量，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开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时期；启蒙和救亡；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12-0014-04
20世纪初期，西方思想文化纷至沓来，对中国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想文化问题上，各种思想流派纷纷登台发表自己的主张。“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主要思潮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共同开启了现代思想洪流的闸门，推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和救亡。中国人在思想的启蒙中伴随着政治的救亡，反传统派和现代新儒家试图从思想文化方面为中国寻找出路，俄国十月革命枪声中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指明了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一、启蒙和救亡：“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主题
启蒙和救亡是“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双重主题，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很容易联合在一起，而且多数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运动。李泽厚认为：“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就合流在一起了。”[1]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从着重启蒙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不可避免地复归到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救亡的主题占了上风，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政治斗争成为思想的焦点。 （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并没有像孙中山设想的那样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共和国。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袁世凯复辟称帝、倒行逆施的行为不得人心。为反对袁世凯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尊孔复古逆流，一批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地发起了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使得在这个国家所进行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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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思想文化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救亡的政治色彩，而且在合适的条件下，思想文化运动就直接转化为政治运动，五四运动就是最好的例证。新文化运动出现的直接背景是反对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称帝的斗争，同时也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继续，为资产阶级革命补上了思想文化这一课。它背后隐藏的性质是使它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思想的启蒙是为了唤醒民众去进行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欧洲的文艺复兴、英法的启蒙运动都是如此。它的开展和壮大都借助于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反过来又为政治斗争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 （二）救亡压倒启蒙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在五四运动之后被救亡所压倒，这样的转变是合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趋势的。新文化运动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来启发民众，但是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会使他们主动放弃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追求而走到救亡的旗帜之下，五四运动的爆发就说明了这一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加上国内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易于被接受和传播。所以我们现在看待新文化运动，既要看到它思想的启蒙作用，还应看到它的政治救亡作用。
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启蒙和救亡两大主题的变化表明，处于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任何的思想理论如果不为救亡的政治运动服务都必将被时代所淘汰。但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启蒙和救亡的关系陷入一种难以理解的循环之中，即救亡由启蒙开始并压倒启蒙，在牺牲个人权利自由，换来了整个民国家族革命的胜利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启蒙的要求上来。在“五四”之后，之前在新文化运动中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激进学生，自动地放弃了原来对个人民主和自由权利的追求，开始将民族救亡的大任放在首要位置，将激进的反封建改换成了激进的反帝爱国斗争。
二、“反传统”和“现代新儒家”：新文化运动中的两大思潮
“五四·新文化”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思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反传统派和现代新儒家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根本分歧就在于对待中西思想文化的态度。 （一）激进的变革：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思潮
1.激进的西化：反传统主张。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像孙中山设想的那样实现“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的较量没有停止。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一批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影响下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他们逐渐认识到，这场革命中虽然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革命的影响也只是仅仅停留在并不成功的社会政治层面，而作为封建社会思想文化根基的儒学却安然无恙，甚至重新被窃国者袁世凯利用来实现他的“皇帝梦”。在他们看来，必须彻底改造中国人延续两千年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使中国人彻底与传统告别，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社会进步提供重要的推动力。反传统一派则力求以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理念代替落后保守的封建道德，重新构建近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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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是以反封建、反传统的姿态而出现的。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反儒学、反孔教斗争中，最响亮的口号莫过于“打到孔家店”，这既符合政治上的反对袁世凯尊孔复古斗争，又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他们认为，造成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而孔子和儒学被认为是封建主义传统的代表，打倒吃人的封建礼教就必须将它的权威——孔子和儒学打翻在地。不仅如此，反传统不是目的而只是前提和手段，追求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科学才是目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中，对封建传统的批判是空前的、划时代的，它从政治目的出发，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启蒙，最后又回到了政治斗争。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思想史和革命史的双重意义。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新觉醒，造就了五四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理性思维，这些“新青年”在五四之后，坚持做学问的终成一代大家，走向革命的亦名留青史，各自的领域为缔造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做出了贡献。
2.对“反传统、倡西化”的分析。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派对儒学的批判和彻底否定、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追求，带有偏激的情绪，说明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在思想上很容易走极端。他们在西方文化的洪流中，经过中西对比很容易就形成一种认为“西方一切东西都是好的”的认识，从而不遗余力地“反传统、倡西化”。他们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学习西方，希望以此来改变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现实。这也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应自觉承担的责任，他们在以不同方式为唤醒民众而奔走呼号，有的更是亲身投入到民主革命实践中去。这一内在的思想特征，不乏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以及明末清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的影响。
反传统一派带有传统的色彩。他们这一代人出生或成长在19世纪末的晚清时期，从小受到过传统儒学教育。三位代表人物中，陈独秀是秀才、胡适也考取过庚款留学生、鲁迅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他们受传统的影响可想而知，但这不妨碍他们是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反封建的健将。他们所代表的反传统一派，兼有中西文化背景，而且是在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思想文化之后才走向反传统的。在这样由“中学”转向“西学”的变化中，尽管最后是倾向“西学”，传统“中学”的影响不是很容易彻底被消除掉的。这是他们“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知识分子的特征，希望背离传统却又有传统的烙印，他们在中西学的转变上要比辛亥之前的那批知识分子更加深刻。 3.陈独秀与胡适。“五四·新文化”时期的西化思潮中所体现的启蒙和救亡，也正好映射了其中的两个领袖——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领袖同时也代表了运动中的两派。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但是胡适是以纯粹的学者身份出现的，他的一派在五四之后仍做学问，虽多少涉及政治但影响力远不及学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的思想作用，大于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他首先提倡白话文、在学术界破旧创新都并不深刻，但是首创之风足以让他名声大噪。而陈独秀更多的是以革命战士的身份出现的，陈所代表的一派在五四之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陈独秀在领导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将文学形式、题材内容的变革创新与改造国民性的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突破了胡适的纯文学革新，从政治角度对待文学革新。陈独秀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还领导了五四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接受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