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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雎为什么能不辱使命
作者:陈海亮
来源:《语文教学之友》2009年第05期
方圆五十里的安陵小国,在一心要吞并天下的强秦面前,难以自我求存。而唐雎面对盛气凌人的秦王,毫不畏缩,回答得合情合理而有分寸,不卑不亢。当秦王无理威胁时,唐雎则针锋相对,以其令人震撼的凛然正气使秦王色挠,长跪而道歉,从而胜利完成了出使使命,唐雎与秦王的鲜活形象也就跃然于纸上。从教十几年,我从来没有对《唐雎不辱使命》的历史真伪提出过异议,其中很大原因是我过于相信《战国策》的缘故。
可是这次教学时有位学生就对《唐雎不辱使命》的历史真伪提出了异议。他提出了“秦王为什么不与唐雎单挑”的问题。他还指出:作为唐雎对手的秦王赢政,绝不是懦弱无能的庸主,课文中的那种色厉内荏、前踞后恭的性格,和当时叱咤风云、一统天下的赢政的个性相差太多。《史记·刺客列传》中就记载:面对荆轲锋利的匕首,仓促间,秦王“乃以手共搏之”,可见其人身手矫健、处变不惊,不是—个容易对付的角色。课文中秦王竟然“色挠,长跪而谢之”,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同时那柄来历不明的“剑”何以解释,秦王怎么可能让唐雎带剑上殿呢?
细想确实如此。读一读《史记·刺客列传》就可知道:“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带剑入殿,作为小国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剑立于朝堂之上?何况,当时秦国正与诸国全力相搏,面对来意不善的敌国使者,焉能如此麻痹大意?推敲文中的情节,查找了相关的资料后,我发现了更多的疑点。 疑点一: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魏国既灭,安陵岂能以“五十里之地”对抗虎狼之秦?即令以“劫秦”手段换取秦王一纸承诺,在“兵革不修、诈伪并起”、“昏然道德绝矣”(刘向《战国策书录》)的战国末期,缺少实力保障,这种承诺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战国策》注者鲍彪就认为:“唐雎之使愚矣!虽抗言不屈,岂终能沮之乎?”战国策士的游说活动皆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唐雎怎么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呢?
查阅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历史上的唐雎,是一位纵横捭阖、巧舌如簧的策士,并不是专诸、聂政、要离之类的玩命角色。“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恫吓,“挺剑而起”一拼死活的架势,非他所愿为之。 疑点二:
作为威震六国的秦王是否有必要设计这“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的“政治骗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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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陵,即鄢陵。安、鄢古韵同属元部,可行通用,《唐雎不辱使命》亦见《说苑·奉使》,其文“安陵君”作“鄢陵君”,可见其地实一。杨宽先生《战国史》所附历史地图于“安陵”下括注“鄢陵”,亦可证之。安陵原为魏之属地,秦昭王二十四年(前283),秦相穰侯魏冉兴兵击魏,斯时鄢陵已入秦境。“(魏昭王)谓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广陶,攻齐得刚、博以广陶。得许、鄢陵以广陶,秦王不问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许、鄢陵必议,议则君必穷。为君计者,勿攻便。”’此为秦昭王二十四年(前283)事。由引文可知。早在魏冉攻魏之前,迫于秦之压力,魏国已割鄢陵以增广穰侯之封域定陶。也就是说,唐雎为安陵君使秦前五十八年,安陵已落秦人之手。
诚如历史学家顾观光所云:“鄢陵久为秦有,而安陵至战国末尚存,此则传闻异辞,当在阙疑之列矣。”(《七国地理考》卷五)
由此观之,《唐雎不辱使命》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作为文学作品,也违背了生活的真实。
对照《史记》对唐雎其人其事的记载,对准确理解《唐雎不辱使命》一文不无启迪。太史公处置《战国策》中关涉唐雎的材料,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载录其事直书其名:《魏世家》记唐雎说秦昭王援魏事,文字与《战国策》悉同。一是载录其事讳涉其名:《魏公子列传》载唐雎说信陵君事,不书“唐雎”之名,而云“客有说公子”者。司马迁下笔谨慎,无疑对其时唐雎之年龄及缘何由魏人赵俱生疑惑。一是对《战国策》中有关材料弃置不用,《唐雎不辱使命》即属此类。照一般读者看来,《唐雎不辱使命》情节生动文字鲜活,绝不比《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之劫齐桓公”逊色。《史记》何以作如此取舍?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太史公已辨其伪。可以说,早在二千年前,司马迁即以史学家锐利的目光对唐雎劫秦王之真伪作过甄别。当代学者缪文远先生在《战国策考辨》一书中断定,是章出自秦末汉初纵横家之“拟托”。朱东润先生也认为:“本文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