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崛起和亚洲价值观
当“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讨论“亚洲价值观”时，尽管有不同定义，他们都从正面来论述。历史地看，“亚洲价值观”是其他各种否定亚洲价值观存在，或者否定其正面道德意义的论题的反论题。当中最著名的，乃是流行于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概念自从古希腊时代产生至今，其内核从没发生过大的变化。从经验层面，它假定“东方专制主义”是存在的。在这个概念的引导下，西方不同时代的学者和作家，都会去寻求经验证据论证其存在。从规范层面，它假定“东方专制主义”是东方区别于西方的根本，也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因此它需要被改变甚至抛弃。
“亚洲价值观”并非亚洲人本身去和西方价值观比较的产物，而是西方人“发现”了亚洲，也是西方人首先界定了他们所谓的“亚洲价值”。由亚洲人自己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则是上世纪80年代后的事情，而且是回应西方所界定的“亚洲价值”的被动产物。在宏观文化层面，今天亚洲人所讨论的“亚洲价值观”，就是对西方固有的亚洲概念即“东方专制主义”的反应。
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尽管西方对东方和中国价值的界定，经历了从宗教文化到经济到政治的演变，但其背后的逻
辑高度一致，那就是亚洲价值是其社会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西方从亚洲社会经济的落后，寻找亚洲被西方打败的原因，再从文化、宗教、政治、社会等方面，去寻找亚洲经济落后的原因。自近代以来，亚洲社会也在苦苦追求自己的话语权，只不过并不像西方那样表现在知识层面，而是表现在行为层面，例如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或者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就东亚社会来说，西方完全主导亚洲的情况，直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跃升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才开始得到改变。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这是亚洲国家第一次打败西方国家，表明亚洲人也是可以成功的。然而，日本很快就误入歧途，学习西方，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不仅没有帮助亚洲国家“共荣”起来，反而侵略亚洲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战争灾难。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更多的亚洲国家落到了西方的势力范围内，它们只能接受西方的话语。尽管很多国家的政治体制例如日本的民主体制，和西方的不一样，但为了和西方保持“认同”，它们都拼命地假装成西方民主。面对强大的西方，亚洲国家的共同策略，是强调和西方的一致性而隐藏不一致性。
亚洲价值观的真正突破口，在于东亚社会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到80年代，东亚经济体，主要是日本和“四小龙”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从原来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跃升为富有的“第一世界”（李光耀语）。经济上的成功促成了
这些社会文化自信的复苏，使得人们相信自己所拥有的价值观，也能创造西方曾经创造过的奇迹。不过，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很快就中断了。2008年自西方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再一次给人们机会来反思西方价值和亚洲价值。不过，这次的战场转移到了中国，亚洲价值变成了中国模式。如果说80年代的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争论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围绕着中国崛起的亚洲价值讨论则会长期持续下去。
这产生了非常严肃的学术和政策问题：中国的崛起会使亚洲价值成为西方价值的另一个选择吗？这涉及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的命题。西方并不认为亚洲价值会取代西方价值，因为作为文明的西方价值根深蒂固，没有任何其他价值可以取代。西方所担忧的是，会出现西方之外的价值选择吗？西方文化是一种使命性文化，其使命是要全世界的人都接受西方文化（“一神教”），经济体系都成为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政体都成为西方那样的民主形式。因此，当80年代出现“亚洲价值观”时，西方群起而攻之，围剿“亚洲价值观”，参与围剿的更是亚洲社会那些接受西方教育或西方价值观的社会群体。
同样的道理，如果崛起的中国复兴了亚洲价值，并且成为另一种选择，西方也会再次围剿。实际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围剿与反围剿的互动已经开始。围剿者当
然要绞杀中国所体现的亚洲价值观，而反围剿者则力争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有些甚至开始夸大这种价值的优越性。因为争论的战场在中国，亚洲其他地方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直接。不过，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张，这一战场迟早会延伸到其他亚洲社会，尤其是东亚社会。（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