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民族与宗教
刁书仁《明代女真与朝鲜的贸易》(《史学集刊》第5期)认为明代女真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进献”和“回赐”形式的贸易活动，另一种是“边境互市贸易”。吴明娣《明代丝绸对藏区的输入及其影响》(《中国藏学》第1期)认为明朝输入西藏的内地物品中，丝绸是在数量上仅次于茶叶的大宗物品，并广泛运用在藏族的宗教活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之中，如佛经装帧、绘画，其纹饰也影响藏族的壁画等艺术。施新荣《明代哈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以贡赐贸易为中心》(《西域研究》第1期)对哈密建卫前、建卫后、内迁后三阶段与明朝的贡赐贸易作了概述，指出哈密卫入贡的高潮约在宣德正统年间，而后受蒙古瓦剌强大及朝廷限制年贡次数的影响，逐渐衰弱。白初一《明代满蒙市场需求及文化、社会组织的相同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比较明代满、蒙两族在市场需要、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共同特点，认为他们有相同的萨满文化、相似的基于地缘的社会组织方式。此外，杨建新、王东春《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据青海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揭示蒙古族入据青海的历史进程及其原因，认为蒙古人入据青海虽然最早可追溯到成吉思汗时期，但大批入据青海则是从明代开始。在宗教方面，夏邦《明代佛教信仰的变迁述略》(《史林》第2期)对明代佛教在不同阶段的特点作了概括，认为明初的佛教是一个国家严密控制下的宗教，明中期的佛教虽然信众庞大，但缺乏领袖人物，而晚明无论僧侣佛教还是居士佛教，都十分繁荣，并发挥着很强的社会控制功能。然而，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似乎是若即若离的。王健《明清江南毁淫祠研究——以苏松地区为中心》(《社会科学》第1期)指出有明一代苏松地区毁淫祠次数21次，反映出弘治到万历前期是毁淫祠的高峰期。
八、中外关系
近些年来，明朝与中亚地区的交往仍受重视。朱亚非《明朝对中亚地区的外交方略》(《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讨论了明朝与中亚撒马尔罕、哈烈等国之间的交往。张文德《论明与中亚帖木儿王朝的关系》(《历史档案》第1期)认为帖木儿王朝(1370—1506)存在的130
多年间，与明朝交往非常频繁，遣使约78次以上，甚至还曾尝试海路往来。中、朝之间的关系，依旧很受瞩目。詹杭伦、杜慧月《<辽海编>与倪谦出使朝鲜考述》(《北京化工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倪谦《辽海编》刊刻于《皇华集》之后，而非像学者们所言开《皇华集》之先河。张德信《朝鲜辨诬陈奏上使赴明前后：以李廷龟<庚申朝天录>为中心》(《大连大学学报》第1期)详细描述了1620年李廷龟赴明辨称朝鲜并未降清一事之前因后果。郑和下西洋问题，较前几年相对回归平静。王冬青《略论明朝对郑和下西洋的反对及其终止》(《郑和研究》第2期)认为，巨大的花费以及儒臣对宦官的敌视可能是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之一，但其中还有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经济自给自足的自信，以及朝贡贸易体系中的反商业传统的原因。明代海外贸易的研究则是涉及多方面的领域。万明《明初“贡市”新证——以<敬止录>引<皇明永乐志>佚文外国物品清单为中心》(《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通过将宋元方志与《皇明永乐志》中的市舶货物清单进行比较，指出明初宁波市舶司并非专为日本一国所设，缘物品清单中有来自暹罗国的；明初海禁之余，海外贸易仍很繁盛，“贡”是小部分，而“市”才是主体。鉴于以往丝绸之路研究分别为陆路与海路两支，万明《整体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以明初中外物产交流为中心》(《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1辑《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从丝绸之路的整体视野出发，以物流为中心，旨在将明朝初年西洋、东洋与西域的中外物产交流作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以揭示明初丝绸之路新的物产交易圈的形成。刘洋《明代青花瓷外销分期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将明代青花瓷的外销分三个时期：洪武元年至宣德八年为初期，此期青花瓷多以赏赐品、交换品的形式从官方渠道传输出去。宣德八年至嘉靖三十三年为中期，此期青花瓷出现公私并举、官民竞市的局面，至16世纪以后民窑青花瓷成为外销青花瓷的主力。从嘉靖三十三年至明亡为晚期，此期青花瓷外销局面前所未有地繁盛，而以葡萄牙、荷兰为代表的西方商业势力渐居垄断地位。在中西交流方面，李奭学《中国“龙”如何变成英国的“dragon”》(《读书》第5期)谈及“龙”经曾德昭、利玛窦、龙华民数人的欧译，才变成英文中的“dragon”。肖朗《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及其他——以文献整理的视角的考察》(《江西社会科学》第1期)讨论了利玛窦在南昌居留期间与章潢等白鹿洞师生们之间的交往，而其“学术传教”的路线收到了良好效果。黄细嘉、曹雪稚《利玛窦与“南昌传教模式”初探》
(《江西社会科学》第3期)更将这种利玛窦在南昌改换儒服、与上层士人接触并著书立说的传教模式称为“南昌传教模式”。
九、艺 术
聂卉《明代宫廷画家职官状况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认为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分布颇为分散，有翰林院待诏、中书舍人等翰林院官职，有文思院副使、营缮所所丞等营缮造办类官职，有鸿胪寺序班、锦衣卫官等寄禄性质的虚衔官职；画家们官衔不同，但实际从事的工作只是为皇帝画画而已；他们供职最为集中的地方为武英殿和仁智殿，隶属于司礼监或御用监。魏盟夏《西方收藏明朝成化与正德时期汉藏风格的唐卡》(《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介绍了西方一些博物馆中所藏15—16世纪的唐卡，综述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研究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王幼敏《故宫藏明清名家篆刻伪讹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认为向来定为明代何震、汪关、汪泓、程邃等人所刻的几方印，可能是伪托之作。周亮《试析明末戏曲、小说版画新的造型样式和风格特征》(《美术研究》第4期)对明代金陵、武林、吴兴、苏杭、徽州等地的版画风格作了简要的描述，但认为各地的版画风格也互相影响，如金陵版画由早期的雄健豪迈转而走向“精工秀丽”之路等等。
十、人 物
徐永明《宋濂与戴良友谊变异探微》(《南京师大学报》第2期)结合元明之际的社会大动乱探讨宋濂、戴良之间友情的变化，并认为宋濂在明初不荐举或接济戴良，是因为生存环境所迫。郑永华《姚广孝史料一则及相关诸问题》(《中国史研究》第2期)利用《逃虚子集补遗》指出，征引于商传先生《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文中的《姚少师祠堂记》实乃姚广孝自撰，而非其“嗣曾孙继”所撰，并对相关史实作了诸多补正。毛佩琦《英宗·王振·土木之变》(《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认为太监王振是推动正统初年政治清明的重要人物，英宗早年锐意振作，晚年谨慎勤政、废除后妃殉葬制度，最有盛德。林延清、魏海荣《万贵妃与宪宗朝政治》(《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从万贵妃专宠后宫、阻挠皇嗣问题的解决以及纵容宦官乱政几个方
面，探讨万贵妃与成化朝政治之关系。伊俊耸《明代哈密忠义王小考》(《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分析了永乐九年(1411)至正统初年哈密地区免力帖木儿、脱欢帖木儿、脱脱塔木儿三代忠义王的设置背景，以及与忠顺王的关系。赵献海、赵楠《陈继儒山人身份考辨》(《史学月刊》第4期)认为陈继儒乃是一半隐半显的“名士”、“通隐”，而清人对陈继儒“山人”身份的赋予，反映士人社会空间的逐渐缩小。朱丽霞《宋征舆生年辨正》(《古典文学知识》第1期)考证宋征舆出生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而不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南炳文《明朝遗民李世熊生平事迹》(《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对李世熊在科举、贡试方面多所考证，并认为李世熊“寒知”一号较“寒支”更合情理。在一些人物群体的讨论上，任道斌《浙江明遗民渡日画家活动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综合研究了陈元赞、戴曼公、逸然、心越等渡日画家在日本的作品及其艺术特点。陈超《论“四库”明人文集中女性碑传文的特征及其史料价值》(《史学集刊》第1期)统计四库内女性碑传文中，碑志文类约1100篇，传状文类至少200篇，其他文体约在200篇以上，而传文中多以“夫人”、“孺人”称，实非命妇。万明在广西田阳实地考察基础上撰写了《明代壮族抗倭英雄瓦氏夫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4月19日)。程章燦《元明刻石世家三考》(《文史》第3辑)对元代四明茅氏及明代长洲章氏、昆山唐氏这些刻石世家作了考证。此外，《文物世界》第6期为《纪念傅山诞辰4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收录葛荣晋、张立文等人的29篇论文，涉及傅山的学术思想、书法、篆刻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