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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及政策推进
作者：甘信奎
来源：《江汉论坛》2009年第02期
摘要：发展农村社区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和途径，新农村建设则为发展现代农村社区提供了历史机遇和广阔空间。与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前我国农村形成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本文通过对这些典型模式的分析，提出了适合于我国中部地区的新农村社区模式及推进措施。
关键词：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政策推进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2-0134-04
一、发展农村社区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与有效途径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涵，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内容，突出了农村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统一。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具有地域性和价值(或精神)共同体的双重属性。社区建设是一个长期培育公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过程，包括服务建设、环境建设、文化建设、管理建设、组织建设等内容。对比二者我们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除了前两项“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与发展经济有关外，其余三项都与社区建设相重叠，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新农村建设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基础上的现代农村社区建设。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为发展现代农村社区提供了历史机遇和广阔空间。与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实验和50年代后我党多次开展的农村建设运动相比，这次新农村建设运动之“新”首先体现在其开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是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有了显著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总体上进人了发展的中期阶段，初步具备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能力。这种把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相一致起来，依靠城乡一体化来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村发展滞后问题的工作思路，就为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管理体制即使用现代社区来统一管理城乡基层社会提供了可能。二是当今的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包括人口、资金、资源、信息等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都按照社会需求进行市场配置，向环境优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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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便利、政策优惠的地方汇聚，农业产业化也使农村经济跨过村级疆界在更大的范围内联合，这对原有封闭超稳定的传统村庄是一种冲击和挑战，村庄合并重组建设新型社区成为一种可能。三是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政治体制改革条件下政府权力的上移给社会发展创造了一定空间，社会自治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而目前在广大农利实行的村民自治行政色彩很浓，以提供服务为内核的社区自治取代村民自治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四是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选择到城镇就业定居，同时村镇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大多选择了就近转移、兼业经营的就业模式，规模化、城镇化成为村庄建设的重要趋势，农村社区建设开始从理论走向了实践。发展现代农村社区既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和途径，又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和归宿。
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的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以工哺农、以城促乡”政策的实施，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农村现代化。这是一个包括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复杂过程，发展现代农村社区是实现这一目标过程的有效载体与途径。
一是现代农村社区可以使“就地城市化”的乡村按照城市社区这一方式管理农村居民的生活，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农村“就地城市化”是一种有别于大中城市化的一种“城市化”道路，也就是农村人口不再向城市集中，而是在原有乡镇行政区域内，通过改善生产条件和居住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现代通讯、交通等快速发展，国家新农村建设对农村投入的加大，农民工返乡后对城市文明的引导传播等，都使农村“就地城市化”成为可能，现代社区的引入则为农村管理科学化、规范化进而走向城市化提供了可靠路径。二是现代农村社区具有现代文明因素的孵化功能，可以承载培育市民精神，加快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的转变。市场经济加快了社会的发育和以利益关系为核心的自立、独立、创新等现代市民精神的形成。而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威权主义的政治控制下得到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伴随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市民社会缺失同时也是公民的自由意志和公民权不能得到有力保护的基本社会结构原因。在当前中国缺乏市民社会构成要素自由生长土壤的情况下，就只能从市民社会构成要素发育所需要的微观制度安排人手来解决问题。现代社区理论与实践可以引导农民在参与社区管理中培养他们的民主竞争、合作协商精神，唤醒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感，推动他们从“血缘人”转变到“社会人”，从自理走向自治。三是现代农村社区具有较强的聚集组合功能，可以优化整合大量的社会资源，培育形成各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为现代农业生产提供优质高效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在加强合作和改善服务中推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二、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如何建设新农村，把眼光投向国外比较后我们会发现，虽然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本国农村和农业方面都取得了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中韩两国地缘相近，自然资源条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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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具有相似经济模式和相近文化背景，尤其是当前我国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展“新村建设”运动的韩国均处于城乡发展、工农发展严重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工业化城市化起步阶段的现状，决定了韩国“新村运动”理应成为我们首要学习的对象。其值得我们学习的做法主要有：一是政府倡导，大力推动。在韩国的“新村运动”中，政府扮演了启动者、组织者、监督者和主要出资者的角色。韩国政府在整个运动中，提出了“勤勉、自助、协同”的理念，成立了领导“新村运动”各级政府机构，提出了明确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与措施。加大了对参与运动人员的培训和财政支持力度，从而使“新村运动”取得了农村交通、住房和饮水条件改善，电气化推广，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地区的整体面貌改变的显著成就。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社区再造的过程不是遵从泰勒式科学管理主义的精神，而必须以人为本，构建人性化的社区组织，培植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营造多元共存、交互共生、和平共处的社区共同体。韩国新村运动是以农民为建设的主体，政府注入资金，激发民间力量充分参与的过程。在韩国，村民大会对于本村“新村运动”项目的选定与组织实施办法享有决策权。在村庄建设中，建设项目不是由政府指定，而由农民充分讨论做出选择实施，政府只是在硬件方面予以配套支持。村庄建设的过程，也是农民主体意识和村庄社区共同体观念成长的过程。农民通过亲身实践，发挥个人和集体智慧，民主讨论，齐心合作，增加收入，进一步激发了参与建设的热情，增强了改变自家和家乡面貌的信心和决心。三是坚持文化先行，实施公民再造。社区再造就不仅是物质性的“造物运动”，更是精神性的“造人运动”。韩国新村运动的一项核心措施就是对农民开展了教育培训。1972年韩国在各地成立了新村培训学院用来培训新村运动的领袖。这些领袖根植于本村落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把培训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对整个运动起到了很好推动作用。同时，新村运动中城乡交融和城市文明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政府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也使运动本身具有鲜明的经济开发与社区文明建设的特征，提升了公民的素质。四是发展社会组织，重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政府有紧密的关联性，社会资本是实现社区自治及政府走向的基础。韩国“新村运动”与以往其他任何类似的建设运动的最大区别在于：政府在信任民众的基础上，启发、唤醒和发挥农民自身的智慧、合作精神、自主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组建农协等社会组织、促使民众广泛参与网络，并使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网络形成，这正是新村运动持续有效开展并取得成功的“内源性”动力，也就是普特南所论证的社会发展中所必须的社会资本。
相对于韩国而言，我国大陆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则刚刚起步，一些地区正处在试点探索中，远没有发展到跨区域乃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阶段。但通过对试点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情况考察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开始出现了现代农村社区的雏形，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或做法：
第一种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扩张下的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包括：城郊乡镇政府直改街道办事处或“城中村”村委会直改居委会社区两种情况。目前，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的加速推进，在诸多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乡地区，特别是邻近大都市的城乡结合部地带，出现了日益增多且在全国范围内已呈燎原之势的“城中村”现象，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最集中、最典型，如深圳市在2004年不仅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镇和村的城市，而且全面撤销镇政府成立街道办事处，撤销村委会成立居委会，使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迅速覆盖全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