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经济学”的健康权透视：权利的贫困及其治理
一、“穷人经济学”的溯源、研究成果与创造性应用 从西奥多?舒尔茨1979,年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这一著名的“穷人经济学”，到卢周来的《穷人经济学》以及后续
的《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对此所作的引进、借鉴和本土式阐释；从建筑在“穷人经济学”经济基础之上的“穷人政治学”在拉美的成功及其在非洲移植的国际视野考察，到茅于轼先生的“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变富”所引发的激烈论争；曾康霖关于穷人的经济学与农村劳动力输出的论述，到熊惠平的“从‘穷人经济学’到穷人的职业教育经济学是一道亮丽风景”的论点，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的两会上对于“穷人经济学”的引述，更是激发了各界对于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存在又试图解决，然而至今未能有效解决的贫富问题，从经济、社会生活、政治、文化道德等各方面进行历史追思、现状反思和前景展望。 本文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穷人经济学”嵌入权利的贫困及其治理。“穷人经济学”的中国式借鉴，为我们剖析特定境遇下的收入分配制度及其演化而成的贫富分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穷人经济学”与健康权的对接，为我们在“健康权是一种基本人权”的命题下，严肃审视其中具有标本意
义的穷人健康权问题提供了新的范式。
二、“穷人经济学”之于中国的权利与权力关系的严肃审视 必须重塑社会格局。但由此所引起的利益关系、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亟须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弱势群体由于既无恰当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又缺乏非制度化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较好方式，尤应给予更多关注。在此，政府自身的建设、公民社会的形成、利益博弈机制构建的“三管齐下”，在于理智地将财富的差别尤其是造成这种差别的规则(分配方式)确定在穷人不至于与富人决裂的限度内――奠定有序或和谐的社会的民意基础。这样，从制度层面增加利己行为的成本，提高服务他人的收益，并提供一种公共选择机制，借以传达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监督政策制定执行的公正性十分必要。“穷人经济学”蕴含的社会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问取得平衡点：底线是社会稳定，上限是利益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
至此，探寻穷人之穷的约束条件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经济贫困其实是社会权利贫困的一种折射和表现，贫困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利贫困；而和谐、包容、稳定的社会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因为只有基于权利平等，人们才能不论贫富一律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深层次的考察须要溯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及其演进路径。权利首先指自然人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能与享受的利益。包括自由
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如向弱势群体提供医疗等基本保障的公共政策等)的现代公民权利既是多重的，实际获取又是渐进的。权力则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社会行为中，甚至不顾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机会。韦伯所揭示的权力所具有的强制排他性并由此造成的垄断性和稀缺性的最显著特征，又使权力更“值钱”。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证明，权利先于权力；而权力自从作为权利的异化形式产生以后，就与权利的冲突不止；权利制造的权力在利益格局中往往占优居然成为历史的主色调，权力或重或轻侵犯权利，反倒成了历史的常态。在此，权利与权力之于分配关系的要点在于：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的确是某部分个人收入的函数；关注权力在分配领域的过度干预的历史进步，会引发人们对于个人权利的平等性以及对于个人能力的获得性的审慎思考――权利贫困的分配机理的深入解读将给出更清晰的答案。
三、权利贫困的分配机理的解读
由上分析，只有研究并形成基于“穷人经济学”内生逻辑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走出“穷者愈穷”以至“穷人恒穷”的经济循环。这里的“可能”是囿于国家的本质规定性。拥有“双重身份”――经济实体与强制性机构和“三只手”――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攫取之手――的国家，往往会陷入一种“本质两难”，即著名的“温加斯特悖论”：足够强大的国家才有足够强制力行有为之事；而过于强大的国家，其强权往往有意无意中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