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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
□秦?/p>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中国由一个宽仁无为的朝廷来统治,
社会秩序主要靠伦理道德来维持?/p>
而这些伦?/p>
基建于血缘家庭—家族的亲情友爱和长幼尊卑——这本是古代儒家经典描绘的一种理想秩
序。有趣的是,
古代儒家知识分子注目现实时常常并不那么乐观,
从汉儒以至清绅,乃至?/p>
称为民国时期新儒家典型的梁漱溟等人面对现实所发的议论通常都以
“人心不古?/p>
?/p>
“世风日
下?/p>
?/p>
“民风浇薄?/p>
?/p>
“有司贪虐”为主调。传统已失,盛世难再,圣道不行,乘槎浮海——自
孔子以来的这种愤懑有人赞其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有人讥之为今不如昔的倒退哲学?/p>
?/p>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p>
“伦理社会”并非现实则是不言之明的?/p>
然而晚清“东西文化碰撞”以来,作为现实的“伦理社会”却首先在以发现(新奇可?/p>
的或怪异可恶的)
“东方文化”为职责的西方汉学那里得到了证明。这当然不仅由于文化?/p>
定论的先见,也的确有大量的经验支持:当时已是个人本位市民社会中的西方人来到中国,
尤其来到明清以来宗族最为活跃而西方人又最易到达的东南沿海时,
“伦理社会”的经验?/p>
知的确是俯拾皆是。然而这种近代东南型的“伦理社会”是怎样形成的,它在“中国传统?/p>
的更大空间与更久远时段上是否以及如何存在?/p>
人们并没有想清楚?/p>
而在西方人心目中?/p>
“民
族国家建构?/p>
?/p>
state making
?/p>
state building
)又的确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传统?/p>
治的“非国家性”与近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向传统社会渗透”因而成了一个重要的话语?/p>
式——尽管从中世纪领主林立的
“非国家状态?/p>
下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西方经验是否适用?/p>
中国?/p>
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论证?/p>
最后,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注重田野?/p>
查的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把人们的视线更多地引向作为田野调查对象的微
观社会,
“小共同体?/p>
?/p>
“地方性知识?/p>
?/p>
“小传统?/p>
?/p>
“地方性崇拜与祭祀圈”这类概念成为讨
论的中心?/p>
这对于厌恶了
“宏大叙事”的空疏学风?/p>
注重人文研究的社会科学化的当代学?/p>
来讲实有重要的正面价值,但是无庸讳言,这种专注于“非国家的”微观社会的视角本身?/p>
是以社区?/p>
村落?/p>
家族等等的内在凝聚力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p>
而如果要对这种前提本身进
行审视,
这种微观视角就有一定的局限性?/p>
因为所谓凝聚力的有无本是个相对的概念,
如果
没有更大范围的视野提供的横向(不同文化间)与纵向(不同时代间)的比较,所谓国家权
力的作用也好,宗族村落的自治也罢,都只能是说有即有、说无亦无了?/p>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关于传统乡村的认识范式?/p>
paradigm
?/p>
。温铁军先生把它概括为五?/p>
字:
“国权不下县?/p>
,其实完整的概括是: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
理,伦理造乡绅。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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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马克思·韦伯就提出了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
看法?/p>
“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p>
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p>
?/p>
1
有中国学者把这个观点归结为:
“在中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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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马克思·韦伯:
《儒教与道教?/p>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p>
110
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