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一片破碎的船板，俨然用它为我的下沉时有所准备。”闪烁其辞，无不隐晦的表达，正可说明一代文学巨匠是如何放弃了他热爱的那些水边的城市和平凡的人民。他知道自己必须活下去，用信天由命的达观泰然地活下去。于是，一位大师沉默了，转而面对那些同样沉默的文物。整整几十年，一只从水边起飞的美丽的鸟儿，停止了清新而忧郁的歌唱，那些曾被他深深感动的人们，从此就象他笔下的那位清纯的少女在忧伤中待待着那个会唱歌的年轻人的归来……
沈从文是温和达观的，这种温和与达观包容了他在现世所承受的痛苦与委屈，这绝不说明他没有痛苦和委屈。据说，一次在接受一个女记者采访时，沈先生自嘲地说：“那个时候，我每天的工作是扫厕所。我做得很好，尤其是女厕所，总扫得特别干净。”那位女记者感动了，走过去抱着沈先生的手动情地说：“先生，真委屈你了。”先生闻听此言，一反常态地嚎淘大哭，哭得象个孩子。那是先生几十年委屈的喧泻，除此，他还能对这个世界说什么呢！他还需要这个世界对他说什么呢！虽然这是沈从文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文化劫难之后，但他身处于那个时代，他没有理由不愤怒，没有理由去温和，在他所有的小说中无不透泄出那种地下的烈火在沉静的蕴积——《从文自传》里，《辛亥革命的一课》那一节写道：革命算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城防军把防务布置周密妥当后，就分头派兵下乡去捉人，捉来的人只问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平常杀人照例应当在西门外，现在“造反”的人既从北门来，因此应杀的人也就放在北门河滩上杀戮。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十人，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常常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被杀的差不多全从乡下捉来，糊糊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才明白行将有什么新事，方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这愚蠢残酷的杀戮继续了约一个月，才渐渐减少下来。或者因为天气既很严冷，不必担心到它的腐烂，埋不及时就不埋，或者又因为还另外有一种示众意思，河滩的尸首总常常躺下四五百。到后人太多了，仿佛凡是西北苗乡捉来的人都得杀头。衙门方面把文书禀告到抚台时大致说的就是“苗人造反”，因此照规矩还得剿平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捉来的人一多，被杀的头脑简单异常，无法自脱。但杀人那一方面知道下面消息多些，却似乎有点寒了心。几个本地有力的绅士，也就是暗地里同城外人沟通却不为官方知道的人，便一同向道台请求有一个限制。经过一番选择，该杀的杀，该放的放。每天捉来的人既有一百两百，差不多全是四乡的农民，既不能全部开释，也不能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手续，便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院坪里，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四分之三，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历验如此
的社会，沈从文的小说中怎么会没有那么多凄婉的美丽的忧郁的歌唱呢？一种寓温和中的愤怒会永远积淀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大概是因为沈先生盎然不绝的诗意吧，他竟然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那里被误解成是一位，而且仅仅是一位传统的“田园诗人”。许多人把“美化落后”“诗化麻木”的批评放在他的名字上。也确实有人依样画葫芦的，把中国所有偏远落后的乡村变成了“民歌集成”的歌舞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大大小小的文名。我一直不解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误解和误读？别人不懂也就罢了，难道我们这些中国人也真的再也听不懂中国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得这么深这么重了吗？难道一种弱势文化的人连听力、视力和生命的感觉力也都是弱势的吗？以致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以致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照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地的大悲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这难道不是一种最为震撼人心的温和的愤怒着的文化牵引吗？
三、沈从文小说文化内蕴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有人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倘若我们抛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即伦理道德）来审视沈从文的作品，就能明白人们盛赞的根由了。他的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以抒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反思。我们考察沈从文小说的内蕴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淳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为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鲁迅、周作人、茅盾等文坛巨匠，不仅在创作上开辟了乡土小说的先河，而且在理论上也为乡土说的兴盛铺平了道路。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创作出版于１９３４年，此时正是中国乡土小说强劲发展的时候，他的作品一方面表现了当时乡土小说的一些共同特征，如乡民的生存状态、民情风俗、乡愁情绪等等；另一方面，他又透过对湘西民众生存与异域情调的描述，倾尽全力地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是从来就有的，生生不息的，它融化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了一种人的道德、信念、
人情、人性，或者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是边城独有的，别的地方没有，大概也不会有的。在风俗画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就使这风俗画显得余味无穷，也使沈从文的乡土小说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边城》真像一脉溪水，平平静静、清清亮亮、温温柔柔。
沈从文大量的小说提供了自己的作品系统——一个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他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既从“五四”流行思想的影响下脱出，又由30年代的普遍空气中脱出。这种“独立性”却同时给他带来了损害。“五四”彻底反封建的民主要求(包括“个性解放”的要求)，30年代联系于社会革命运动的关于阶级对抗的思想，都是使现代文学获得其“现代特性”的东西。沈从文在创作中避免社会历史判断，却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包含着、体现着某种社会历史判断(!)，这在他的创作中，也许是一种更深刻也更难以摆脱的矛盾吧。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发现并肯定沈从文作品中真正的“现代性”所在，他的文化思想的价值所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他关于人的改造的思想——沈从文的创作中最基本的、最富于积极意义的思想。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正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在这一方面，沈从文与他的时代又贴得那样近，他正是由他生存其间、呼吸其间的现代中国吸取灵感与热情的。也如其他现代作家(比如鲁迅，比如老舍、张天翼、萧红)，出于对民族精神病象的深忧，他甚至说得过分痛切，以至描写中显示出那一种“文化偏至”、“审美偏至”。但如若这几代现代知识者没有了这种感受与思考的“极端性”，这种偏执以至近于“病”的激情，我们的现代文学该会减少了几多现实感与精神深度呢!正是出于这种现实感与激情，沈从文不无庄严地告白过他从事创作活动的如下目的：“……我很愿意尽一份时间来把世界同世界上的人改造一下看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其文字风景独特。这不仅仅在于他 “以一种艺术的眼光而不是道德政治的眼光来看一切，他的创作使一直受到道德、政治的范围和以“风雅”、“风骨”为极致的文学正统获得了某种解放。”同时也在于他并不以通常的阶级标准来看世界。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沈从文）
沈从文与他的小说，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粲的明珠，它的光芒必将
照耀着每一个穿越历史空间的灵魂。沈从文作品以它深厚的文化内蕴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活力，铸造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