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性 1、什么是李约瑟难题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根据他的研究, 在18世纪以前中国的科技非常发达, 很多传向了西方, 像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等, 但在18 世纪中叶以后却落后于西方，由此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公元前1 世纪到公元15 世纪之间, 中国文明在把人类自然知识运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近代科学只有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 中产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李约瑟难题\一提出,就引发了中外学者持续不断的研究热情，关于求解\李约瑟难题\的各种观点层出不穷。 3、李约瑟难题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要受本国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 都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发展前进。因此可以从不同地域的文化角度来对不同地域科学技术发展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研究。
意大利成为世界近代自然科学的策源地、近代科学史上第一个科技活动中心, 是文艺复兴文化思潮涌动迭起所推动的必然结果; 英国工业文化的悄然兴起,促使英国从1660-1730 年连续70 年成为世界科技活动的中心; 正是法国启蒙文化思潮的推动和唯物主义哲学思维的指导, 使法国科学技术迅速赶上并超过英国, 并从1770-1870 年连续100年成为新的世界科技活动中心; 德国积极吸取了法国技术教育文化和英国工业文化的精华, 导致其1810-920年连续110 年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 本世纪20年代, 正是美国\融合文化\的聚优性, 指导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致使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 到50 年代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 至今仍似有不可动摇之势。由此可见, 科学发展与地域文化之间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着联系。
然而, 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重性, 这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一个地域的文化可以推动科技技术的发展,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科学产生消极作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与古代传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同样,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成长, 也有相应的文化方面原因。可以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本身就包含了一些不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它们表现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思想导致经验科学发达而基础理论研究薄弱
先秦诸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授徒立说, 使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文化, 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 如希腊) ,也没有沉入厌弃入世的追求解脱之路( 如印度) , 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李泽厚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分析了中国的实用理性, 他认为, 中国实用理性主要与中国四大实用文化即兵、农、医、艺有密切联系。\它们与天文、历数、制造、炼丹等等还有所不同, 兵、农、医、艺涉及极为广
泛的社会民众性和生死攸关的严重实用性, 并与中国民族的生存保持直接的关系。\在面临较严峻自然环境的中国古代社会, 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护氏族与国家的社会秩序以生 存下去。围绕这个主题产生了诸子百家学说。后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 主要是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伦理学和政治学,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道出了它的实用性。儒家学说之外也多是实用理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玄学, 其虽然也有天地万物的哲学思辨, 但在价值观上却是非常实用的: 它的目的并非要人脱离现实生活, 寻求那种\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而是教导人们\无知无欲,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回归那种朴实无华、
结绳而治的原始氏族社会, 废除一切非实用的事物。\超世型\的道教文化, 同样追求肉身成仙、长生不老等现世利益。因此, 在这个思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 自然是实用的工匠型科学技术: \天文、历法、气象等学科, 既是直接为农耕服务, 也是维护帝王统治的天道之学。传统医药学更是直接的实用科技。其他如建筑、水利与农桑技术,都是工匠经验知识\。
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下的知识分子, 既不像古希腊人那样沉浸于对现实世界背后的\理念世界\探究, 或像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那样沉醉于对宇宙秩序的探寻, 也不像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徒那样虔诚信仰彼岸世界的上帝,中国传统文化是\入世\为主的文化-- 以生存为目的的实用文化。它导致中国缺乏理论基础研究, 使科学止于工匠水平。如果我国古代的科学家能从火药的配比出发, 研究物质反应的定量关系以及物质反应时的能量转换, 那么就会将技术升华为科学--化学; 再如, 古人如果找一找指南针为何指南的原因, 也许就能在中国诞生一门新的科学--电磁学, 但是也没有。我国古代\重实用轻理论\的思想致使中国古代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却没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 导致了中国在科技发展的开始阶段就已先天不足。可以说近代科技革命以前西方对自然的认识处理是一种理论性的, 而中国则是工匠式的经验积累。当然, 这种实用型价值取向对社会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因为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成熟的实用理性精神的文化, 它将全部社会资源几乎都投入到实用性领域, 使面临相当严峻的自然环境挑战的中国古代社会, 成为古代世界最发达的文明。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第一个问题的主要谜底。
二、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整体性思维方法不利于自然科学的独立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 对人的认识首先是从天人关系中加以把握的。从先秦时代至明清时期, 大多数思想家都推崇一个基本观点--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它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用\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把人与神, 社会与天联系为一体, 认为人及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天的副本或是天的意志的表
现。\天人感应\论的典型代表就是董仲舒的神学。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我国人民的心理曾发生过很大影响, 古人迎娶、丧葬、出入家门、破土动工等大事都要先查\黄历\或问卦求神, 预测吉凶, 其实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表现。\天人合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几乎抹煞了人和自然界的区别, 认为天道与人道, 自然与人事是完全合一的,自然界的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 他们人为地给自然赋予各种道德属性, 并以此来论证现实社会秩序的永恒性、神圣性。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体现在认识论上, 就要求人们用整体性的观念去描述世界, 在认识社会的时候不能脱离自然, 在认识自然的时候就不能脱离社会, 人类认识的基本要求就是人与天、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 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 就进入了最完美的境界。《孟子·尽心上》说: \知其心, 知其性, 则知天矣。\在这里, 孟子将\天\义理道德化, 强调\人\与\天\是相通而整合为一体的,\天\是人伦道德的根源, 人心善性是禀天之赋。天
性一贯, 认识了自己的本心善性便能认识\天\天\的义理原则便存在于人心之中, 通过\尽心\、\养性\即可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在\天人合一\的认识论中, 认识的主体与认识的客体是相互包容的, 不可分割的, 甚至是一个无法区别的整体。认识并不需要向外探索, 而是先\求于内\然后\以己推人\以己推物\最后进入\知天\的境界。这种认识论的一个很大缺陷在于完全没有把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独立实体来对待, 用对个人内心的直觉和反省代替对自然界的认识, 用修身养性代替了科学研究, 在认识领域中堵塞了自然科学发展的道路, 排除了建立科学方法论的可能。
受这种有机宇宙观的影响, 整体性思维成为传统文化认识论中把握事物的又一方法。传统文化的认识论认为, 事物之间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是通过元气、阴阳、五行作为中介而联系起来的。这当然是非常高明的辩证思维方式, 它有利于把握一事物与另一
事物的联系以及从总体上认识世界的本质, 我国的中医理论把这一辩证的整体性思维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 与欧洲文化相比, 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偏爱整体性观念和综合认识的方法, 几乎完全忽视了对具体事物特殊规律的认识, 忽视了对世界的细节和原因的探讨。而科学从本质上是对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着的客观事物的定性、定量分析, 所以, 这种思维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
三、传统文化的伦理化倾向对科学技术有一定的排斥性
哲学思想是人类文化的精髓, 它影响着一个地域文化前进的方向。一般认为, 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是西方文化的源头, 是与科学同源的, 初期两者混然不分。最早的哲学问题为天地万物的根源, \一与多\、\变与不变\就成为了思辨争论的中心问题。希腊哲学家从普遍好奇心出发, 目的为求真。因此希腊哲学富于探究与批评精神, 可以说是\为知识而知识\，所以出现许多思想推陈出新, 各抒己见, 不受传统和权威的束缚的局面。\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成为不朽名言。
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兴起并不是由于好奇心、探求世界的本源, 也不是个人的渴望解脱, 而是源于道德政治, 所提倡的是修身治国之道, 讲求内圣外王之道。从它产生之日起, 就与社会政治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呈现出伦理哲学的倾向, 而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哲学却不很发达。
立足于古代文化思想源头的儒、墨、道三家, 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围绕现实的社会政治和处于各种伦理关系的\人\而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墨家学派对科学技术比较重视和关心, 但其学说的出发点与归宿仍然是\兼爱\与\尚同\。儒家学派则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学方面, 对科学技术等社会物质活动不屑一顾。道家学派的思想还具有反科学反文明的倾向, 《道德经》里面就申明要\绝圣弃智\绝巧弃利\。[ 6] 先秦时期的其它思想派别, 也都把学说的侧重点放在对历史、政治、伦理、军事等问题的研究, 从总的格局上缺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先秦思想文化的这种现实主义风格和伦理化的倾向, 对我国古代哲学和科学的学术方向有着极大的影响。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 基本上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 尽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儒、释、道合流的情况, 但以儒学为主体的理论结构并没有改变。儒家思想和其他学派的思想相比较, 其理论性、思辨性的程度不高, 主要是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基本方法, 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目的。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伦理化倾向使大部分人都有\官本位\的思想, 入仕升官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终生理想。对于科学研究, 一般只有在实用的时候才有所涉及。特别是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出现更是把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束缚在圣贤经书当中。而西方在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之下, 认为\形而上的东西如自然哲学、政治学、纯粹数学等是一种高尚的、自由的学问, 形而下的东西, 或与人的肉体直接相联的感性的东西, 如实验、机械制造等则是卑贱的\ [ 7]
四、传统文化没有孕育出有利于科学研究的逻辑方法, 重演绎, 轻归纳, 使古代科学缺乏总结
中国的古代思想家, 为讲论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常用文学家的方法。即喜欢用同义字而不予说明, 用譬喻和排比手法, 每篇文章自成一体, 不和前后文章互相连贯, 缺乏分析和系统研究方法。古代的哲人很少有一本系统的思想著作, 大多是一篇篇的文章, 有的甚至只是语录而已。所以逻辑学在中国很不发达, 因为在文学里不多用逻辑, 而是经常用到修辞学和文章作法。当要论述某一个问题时, 常常不直入问题中心, 而只是围着问题绕圈子, 用同义的话去解说。这种思想的影响至今对中国人还是根深蒂固的, 比如中国人借钱就喜欢先绕个大弯子然后才回到正题。西方思想家研究对象的方法, 是用科学家的方法, 重在分析, 重在指定名词的意义, 重在有系统的证明。这种研究方法, 即是科学研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