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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长恨歌》的悲剧意识
作者：柯加瑜
来源：《文学教育》2015年第04期
内容摘要：《长恨歌》是王安忆小说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其具有强烈的悲剧性。王琦瑶的人生悲剧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包括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意识和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王琦瑶个人的价值观等因素。 关键词：王琦瑶 悲剧意识 挤压 诱惑 选择
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为我们展示的是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王琦瑶的人生悲剧历程。不过，王琦瑶的悲剧不是为赚得一掬泪水而简单地煽情，而是深刻地指向人类存在的本真，指向历史和文化的合力作用，指向城市和物质的诱惑，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本文拟以《长恨歌》的悲剧意识为突破口，对这部小说做一番粗略的探讨。 一.男权中心挤压造成的悲剧
林丹娅说：“女人从一落地，便注定了她的一生，她是也只能是男人从精神到肉体的天然奴役对象。”长期以来，相夫教子、操持家政以及厨房之间的种种手艺被视为“女性的本能”。其实，“女性的本能”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训练出来的。女性丧失了参与主流历史的权力，她们的智慧和精力只能集中地转向持家。相应地，“家”就成了女性的社会位置。王琦瑶在小时候，就已作了母亲的知己，和母亲套裁衣料，陪伴走亲访友;到了成年的时候，她更是对旗袍的样式、点心的花样、咖啡的香味等等津津乐道。像王琦瑶这样的女性总是处于生活中的配角位置，对自己都谈不上什么看法，更何况是对国家、对政治，这些女性未曾到主流历史的花名册上报到。
王琦瑶的上海，说到底还是男权主宰的社会，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性是男性的附庸，美色是达官贵人的玩物，女性注定是处于从属和受伤害的地位。对此，没有人质疑它的不合理性，就连女性自己也都认可。这样的社会既纵容男性对王琦瑶的玩弄，又压抑王琦瑶，使她不能名正言顺地组建家庭，过上幸福的生活。同时还腐蚀她的心灵，使她所做的一切都顺应男权社会的心理需求，认为命当如此。虽然以王琦瑶为代表的女性们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努力过，挣扎过，但是这种努力和挣扎是那样地弱不禁风，很自然就会导致女性角逐男权主流传统的失败。
小说中塑造的几个男性身份、地位、性格都不完全相同。他们有各自的欲望、情感和苦衷，他们对王琦瑶是有感情的，于是他们也都不自觉地做了男权社会的代表，接受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意识，共同将王琦瑶推向了悲剧的深渊。例如王琦瑶之所以能成为李主任的外室，是因为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并获得“三小姐”的桂冠。在李主任的眼里，“女人是那么不重要，给人以轻松的心情，与生死沉浮无关，是人生的风景”，稚气未脱的王琦瑶在他眼里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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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间”，他甚至未曾想过要征得王琦瑶的同意，就决定了她的命运。王琦瑶和康明逊之间不乏同情和吸引，但“寡妇”身份的王琦瑶和家庭正宗代表的康明逊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结果他们的关系只能以苟且的偷情来维持。可见，女性的幸福是维系在男性和以男性为中心的整个男权社会上的。对此，王琦瑶体会很深，当程先生提到她肚子里的孩子时，她说希望是个男的，理由是女人太不由己了。
王琦瑶是王安忆感伤青春的代言人，她十八岁就决定了“不做女博士”，做纯粹的女人;二十五岁时，感到时光流水般淌远。正如王琦瑶自己感叹，“女人呀，就那么一会儿工夫”。王琦瑶的感叹是有根据的，那就是从古及今对女人面颜的强调。中国有句古话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斛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训诫男子勤奋读书的名句。这个“颜如玉”是指美女，美貌和黄金、粟一样对男子有极大的吸引力，可以使他们“头悬梁锥刺股”，至于女子是否情愿则是无关紧要的。在男权社会里，女子只能被动地等待。
事实上，只有得到了男性欣赏的女性才可免除生活的压力。美貌就是男权用来衡量女性的标准，因而他们就制造出选美的游戏。成为“上海小姐”是许多上海女性的梦想，这梦想却是依照男人的理想描画的，评委是李主任这样的男性。导演劝说王琦瑶的话最是一针见血：“竞选?上海小姐?其实不过是达官贵人玩弄女性”，又说“?上海小姐?是大亨送给他们女儿和情人的生日礼物，别人都是作陪衬的，是玩弄里的玩弄”。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人注定要处于从属和受伤害的地位。
《长恨歌》使我们看到，一旦形成传统，成为文化，就绝没有轻易改动的可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都要流血;而且即使流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二.生活环境诱惑造成的悲剧
主人公王琦瑶的悲剧是以上海这个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大都会作为舞台而完成的。海上都市它更多地代表着“现代”、“时尚”、“繁华”等等让人的眼球容易受诱惑并为之心动的东西，虽然其背后也不乏“浑浊”与“肮脏”。并且，上海的这种角色性就像一块大磁石有着无限的引力，吸引着众多对繁华大都市充满了向往和渴望的人们，特别是女性，她们似乎与城市之间有着一种本能的亲近性。她们为了到城市中去实现自已的野心和梦想，同时又由于她们自身既是知识的贫乏者又是技艺的贫乏者，所以她们只能出卖身体，出卖亲情、友情、爱情，甚至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这个杂糅了东西方文化的城市，对王琦瑶的命运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闺阁生活是王琦瑶人生的起点，上海的闺阁八面来风，多种价值观影响和种种的诱惑为其中小姐的人生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也令上海的闺阁充满了悲剧气氛：“午后是闺阁的多事之秋，这带有饥不择食的慌乱劲，还带有不顾一切的鲁莽劲，什么都不计较了，酿成大祸，贻误终身都无悔了，有点像飞蛾扑灯。”这是个造梦的工厂，是华丽的梦、迷乱的梦。然则，“说不好就成了海市蜃楼，流比溢彩的天上人间，却转瞬即逝”。现代都市是被充分物质化了的，它以色彩斑斓、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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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不暇的物质诱惑着人，并且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任何身处其中的人都被无可奈何地卷入其中。由此可见，上海在小说中不再仅仅是一个上演各种人间剧目的舞台，它更是一种作用于人和事之间的潜在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人物的命运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王琦瑶的外婆说得好：“长的好，要自己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就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唯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火的骗你，你以为花好月好，常聚不散。帮着你一起做梦，人事皆非了，梦还做不醒。”王琦瑶作为女性确实非常美，但是却也使她卷入了无力抗拒的繁华与时尚、性感与风情的诱惑之中。她从被硬邀去片场参观，到偶然成为“上海淑媛”，再到策划中的“上海小姐”，王琦瑶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次要角色转为主要角色。尤其是披上“上海淑媛”与“上海小姐”虚荣的外衣后，她更被那奢靡浮躁的生活所征服。就是这一个繁华的都市，埋下了王琦瑶悲剧的最初根源，而王琦瑶们的苍凉人生则将这个都市的可悲面演绎得真真切切。
王琦瑶的悲剧尤其在于她与这个充满诱惑的城市有一种无法割舍的血肉关系，在她的骨子里已经不可避免地刻进了这种“上海情结”。因此，随后而来的李主任，要把她带到上流社会的繁华顶峰时，王琦瑶其实是盲目而又清醒地小心翼翼地接受了那种生活。相互的需要和相互的利用，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直到李主任遇难，王琦瑶也变成了历史，这时，她的“娇艳风情做到了头，女人也做到了头”。作者为执迷的王琦瑶们安排了“邬桥”试图引渡这些执迷不悟的灵魂，正可谓佛家所说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王琦瑶从上海的繁华场上跌落下来，失魂落魄地来到邬桥，这里朴素的生活使她的灵魂似乎获得了宁静，但她惊魂初定就毅然回到上海寻梦，又主动投身苦海之中。因为和许多外乡人一样，她的病是“不断根的病，入了膏肓的，无论怎么，都是治表不治里”。所以，在邬桥的岁月，本是为避难而去，但终究是经不起上海的撩拔。王琦瑶对此的深切体验是：她这颗上海心是有仇有怨的，受了伤的，“可那仇和怨是有光有色，痛也是甘愿的”。就这样，这个女人和这座城市如此地相互依存，共生共息，结成一对宿命般的死结。
三.个人价值选择造成的悲剧
进一步探究王琦瑶的人生悲剧原因，我们发现这与其个人的主动选择有很大的关系。确实，小说里面王琦瑶人生道路的每一步都是她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并没有任何人逼迫。由于受到小资产阶级新文化思想的熏陶，她开始不安于自己应有的女性命运与生活现状，积极地为自己的前途设计了一个梦幻般的角色，并且自欺欺人地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非分的梦境。人毕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不能一味生活在虚幻世界，脱离常规。王琦瑶不仅没有把握好这个度，甚而强化了它。她长期受到上海市民商业文化影响，从小追慕上海繁华;虽然出身卑微，却向往高贵。王琦瑶这种毫无节制的过度追求，带来的必然是人生的悲剧。
王琦瑶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也可以说是城市进程初期小市民的家庭，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和许多出身中等之家又不安于命运的女性一样，对自己的前途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上海繁华生活的追慕就是其中之一。“上海淑媛”、“上海小姐”梦的实现，使她有机会踏入上流社会，目睹了真正的奢华，也激起了她向上爬的野心。《长恨歌》非常明确地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