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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狂人性格形成的文化语境
蒲松龄对狂人形象有着偏爱的情怀，他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批行为出格、思想脱俗、有着“不苟同”人生态度的狂人形象。这样的狂人形象的形成与作者本身的狂人气质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受到晚明思潮和先进思想家的影响，蒲松龄塑造了大量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狂人形象。
（一）作者本身的狂人气质
蒲松龄常常以狂自许，本身是一狂人。其狂，是自信、豪放的气概，是勇于担当、心怀天下的入世精神，也是才华不展、磊块难消的一腔孤愤。“狂”大量出现在蒲松龄的诗
[6]P87[6]P378
文集中，如“乾坤一破钠，湖海老狂人” 、“共知畴昔为人浅，自笑癫狂与世违”、“我辈自狂君莫讶，平生未敢谬周旋”[6]P391、“狂态直与祢横同，几何不遭锻锡公[6]P1631他在《斋中》诗里说：“官厌疏狂名始贵，俗无赏鉴句方工”，可为他一生疏狂之写照。[7]P113
《聊斋志异》具有很强的抒情性，作者在里面倾注了半生的苦乐，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者创作了狂人这个群体，并且把大部分狂人形象作为理想对象来抒写，他们表现出来的叛逆思想和行为体现作者对自由美的推崇和追求，寄托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独特见解。
狂人大多是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特立独行。作者塑造这类形象并以他们作为理想人物进行颂扬，表现出作者对思想解放的肯定以及个性自由的追求。豪放自信、目无礼法的狂人多是书生形象，他们典型的性格特征是通过他们和异类的接触体现出来的。在现实社会中，人总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于是作者为此类狂人一个非真实的舞台，把他们从条条框框的现实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与异类接触，在异类的世界并不需有太多的规矩和限制，给人心灵的表达提供了宽广的舞台。在这样特殊的情境下，最真实的想法得以表达出来，表现出来的是更加真实的自我。因此，在与异类接触的过程中，书生们常常表现得十分大胆。朱尔旦有一次喝了酒，在众人的怂恿下，他进入神殿背出了陆判，接着和判官成了朋友。朱尔旦常常和判官谈论文章的好坏，两个人无话不说。判官为了答谢朱尔旦的真诚相待，帮朱尔旦换上一颗慧心，使他文思敏捷。朱尔旦进而就有了换人头这荒唐的想法。换慧心和美人头的想法荒唐无稽，但是判官不同于俗人，他拥有超前的法力，这样的想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作者创作朱尔旦这样的形象，让他的思想在超现实的国度放飞着，具有超现实的色彩，也彰显了作者的“狂”。耿去病在与青凤的相恋过程中表现得大胆自由，是对理想的一种强烈追求。在对理想的追求中耿去病并非一帆风顺的，但是他凭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和执着，最终争取到自己的幸福。蒲松龄塑造了大量狂人，他们目无礼法，追求自由的思想，表现出来的情感是极其真挚动人的，豪不矫揉造作，体现出作者先进的思想以及具有进步意义的追求。长期以来，封建礼数对人的思想和行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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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极大的禁锢，使得人性受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抑制和毒害。但是蒲松龄笔下的狂人们却能挣脱出封建礼教对其束缚，是对封建权威的挑战。
作者不仅塑造目无礼法、放浪不羁，崇尚自由的狂人形象，他还偏爱自己笔下这些狂人形象，常把他们和酒放在一起，显得神采飘逸。“狂”作为一种富有激情、潇洒的状态，自古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士与酒的结合，往往是高品位人生的象征。此外，与豪放自纵等浪漫情调密切相关的狂人一旦在社会生活中碰壁，他们便情不自禁地在艺术的田地里追求自由、放达的境界，借酒力超越凡俗。蒲松龄塑造这样与酒为友的狂人形象，抒发侠士般豪放的情怀和高雅的寄托。蒲松龄本人也醉心于饮酒之中，有着侠士般的豪放，“樽酒狂歌树影横，壮怀喜遇故人倾”，“相将共杯酌，豪饮能十壶”，“雅士长贫诗作累，豪襟欲纵酒为徒”；又透着超负荷的愁闷，“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垒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元石葬荒邱。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蒲松龄一生经历坎坷不平，生活贫苦，理想未能实现。他常常借酒来抒发自己心中的块垒。因此，他深知酒的力量和魅力，对酒充满了亲切之感。从而他在塑造狂人形象的同时，常常赋予了狂人好酒的特征，使得狂人形象有了豪士般的高雅不凡，显得飘逸潇洒。但是对酒的喜爱要有一定的度，文士借助酒力常常表现得风流倜傥，如果过度痴迷酒就成了一味酗酒之徒，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应该严格区分对待。借酒纵狂的狂人是作者赞扬的对象。朱尔旦在喝酒的情况下胆子更加大了，深夜进入神殿背出判官。耿去病借着酒力，对青凤久久瞻顾，停睇不转不说，还伸手去捏青凤的脚，产生了娶青凤为妻的想法。蒲松龄以这类狂人为理想人物，彰显张扬的个性和自由的思想。但是酗酒者却酒后失态，可憎可恨。
文人常把金榜题名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蒲松龄这一生也是对科举孜孜以求。他参加了无数科举考试，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尽管考取功名是蒲松龄的终身理想，但是现实却使得他的理想逐渐破灭。19岁初应童子试，蒲松龄以县、府、道试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自从中秀才后，乡试屡碰壁，直到71岁才援例出贡。坎坷的人生境遇，使得蒲松龄心中积压了满满的愤懑和感伤，这种愤懑和感伤时常渗透在他的文学作品当中。《聊斋志异》凝聚着聊斋先生大半生的苦乐，“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8]P1在《聊斋志异》中，文场失意的书生往往尽露“狂”态，而这类狂人其实就是蒲松龄自己，是作者孤愤之情的发泄形式。作者塑造科举狂人，他们的“狂”以慷慨进取的形式显现在人们的面前，但隐藏在“狂”底下的是一颗伤痕累累的心，文场失意的书生常常表露出作者的愤懑之情。《聊斋志异》里面的《叶生》，写淮阳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困于场屋。这开头几笔，就宛如蒲松龄的自画像。新任的丁县令“见其文，奇之”，向学政大人称扬，期望能够取中，可是“榜既放，依然铩羽”。他“嗒丧而归，愧负知己”，抑郁而死。叶生死后，却幻形人世，随丁公返故里，教其子读书，“以生平所拟举子业，悉录授读”。事有凑巧，丁公子应试，“闱中七题，并无脱漏”，遂中亚魁。丁公说：你“使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奈何！”叶生这样回答他：“是怠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之沦落，非战之罪，愿亦足矣！”叶生因为心有不服，所以死后还幻化为人形，假借别人用自己的文章中举，来证明自己半生沦落并非由于文章不佳，而是时运不济，悲哀和无奈溢于言表。叶生简直就是蒲松龄自己，同样是执着于科举考试，同样都是有才华却难以施展，心中满是愤懑和哀伤。蒲松龄一生甚不得意，饱受着贫困和科举失意的双重压力和折磨，迫切地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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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改变、也自信凭借自己的文章可以改变现状，却偏偏一生都跨不过乡试的门槛，使他时而忧伤，时而愤懑，时而自我安慰，时而戏谑现实。蒲松龄对于科举考试有着很高的热情，他对于自己未能高中也一直心有不甘，但是屡战屡败的经历让他渐渐看清现实，他把科举的弊端归结于考官的昏庸无能。于是，蒲松龄笔锋一转，无情地讽刺了考官的有眼无珠和昏庸无才，这是蒲松龄对科举弊端的一种思考，虽然没有把科举的弊端归结到它的源头，但是这种大胆有力的批判还是有着进步意义的。贾奉锥就是此类典型代表人物。贾奉锥文名四起却始终无法金榜题名，在郎秀才的督促下，他凭“菖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的“文”考取第一名。贾奉锥游戏般的狂举是对主考官的蔑视和质疑，前后文章的好坏以及考试结果的强烈对比揭露出主考官的无能平庸，辛辣地讽刺了主考官的有眼无珠。贾奉锥式的书生大量出现在《聊斋志异》中，他们寄托了作者对科举考试的失望之情。一方面作者看到了科举考试对书生的毒害，另一方面还意识到科举制度存在严重的弊端，并将之归结为考官的无能平庸，具有一定的意义。
蒲松龄有一副关怀世道、关心民苦的热心肠，又秉性伉直，勇于仗义执言。[9]P192他看不惯社会上发生的不平之事，也必然把笔锋转向黑暗的官府和徇私枉法的官吏。[10]P295同时，他一生位卑家贫，深知民间疾苦，另一方面，又曾担任孙蕙的幕宾，对社会的战乱、饥荒、官府政治的腐败、酷吏的贪虐、豪绅恶霸的横行、黎民的生灵涂炭等现象感受特别深，痛彻官吏贪暴的篇章便特别多。他常用其犀利的笔锋展开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讽刺，并塑造了大量与恶势力相对立的狂人，在不同程度上击败了恶势力。不畏强暴、直面黑暗的狂人，集中表现了蒲松龄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也反映出蒲松龄秉性伉直、愤世嫉俗的狂人气质。《吴秋月》描写王鼎入冥府，目睹皂隶肆虐，愤而杀之。这是作者痛恨邪恶势力的情感宣泄。《席方平》借阴司写人间官府，各级官员都贪赃枉法，施虐无辜。这是蒲松龄对当时社会的如实反映，表现出它对黑暗社会的清醒认识和愤慨之情。蒲松龄塑造的狂人形象常与社会有着直接、激烈的矛盾冲突，率真的个性使他们不向权贵妥协，而是与恶势力发生面对面的抗争。《商三官》等作品，作者执着于对邪恶势力的实际惩罚上面，他常常在故事中交代清楚矛盾的起因、进展、结局，精心经营着紧张的冲突，最后邪不胜正，恶势力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后来，蒲松龄渐渐认识到邪恶势力是比较强大的，要使邪恶势力受到严厉的实际惩罚，历程是艰难的。于是，蒲松龄转而注重表现狂人笑傲权贵的豪迈气概，常以身边的赃官暴吏作为对象展开讽刺。如对长山县令杨某，他创作了《鸮鸟》，开头直言不讳地写道：“长山杨令，性奇贪。康熙乙亥间，西塞用兵，市民间骡马运粮。杨假此搜括，地方头畜一空。周村为商贾所集，趁墟者车马辐辏。杨率健丁悉篡夺之，不下数百余头。四方估客，无处控告。”这是对现实生活中贪官暴吏的如实描写。接下来，蒲松龄塑造了一少年，他闯入了杨令与另外三个县令之中，行令道：“天上有玉帝，地上有皇帝，有以古人洪武朱皇帝，手执三尺剑，道是‘贪官剥皮’。”像《鸮鸟》这样的文章，作者对邪恶势力的讽刺是不紧不慢的，节奏虽慢但是却很有力度，是从精神上、气度上居高临下地俯视邪恶，邪恶势力显得猥琐、卑鄙、不堪一击，而狂人悠然潇洒的举动却使得正义的力量得以轻松彰显出来。不畏强暴、直面黑暗的狂人们勇于与邪恶势力进行顽强的抗争，这是蒲松龄对人们顽强的抗争精神的一种肯定和赞扬，同时，写贪官污吏的恶行并让狂人们对其进行冷嘲热讽，体现出作者对贪官酷吏、黑暗政治和邪恶势力的大胆揭露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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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明思潮和进步思想家的影响
与传统儒家特别强调“善”的观念不同，晚明士人尤其注重“真”。他们抖落了虚伪的道德面纱，露出了真实的自我，他们好色、好货、好勇、贪图安逸、追求享受，鼓荡起了一股人性解放的潮流。其中，李贽提倡 “童心”说，率先树立了一面求“真”的旗帜，“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9]P42-43“真”成了衡量人的首要标准。晚明程羽文在《清闲供》中列举了文人的六种疵处，即“癖”、“狂”、“赖”、“痴”、“拙”、“傲”，认为这些疵处均可视为文人身上的长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晚明文人普遍推崇“痴”、“狂”、“癖”、“怪”，等人格。[9]P43晚明崇尚“真”的思潮影响着蒲松龄以及他的创作。他塑造了人数众多的狂人形象，还以大部分狂人形象作为歌颂的对象，肯定狂人形象其个性的率真、行为的洒脱以及思想的开放等。在蒲松龄的笔下，狂人形象毫不矫揉造作，是“真”的化身，是自由美的化身，这与晚明思潮相吻合。
此外，在明清之际，产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颜元等进步的思想家，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中也有一定的进步成分，这种进步思想对当时的作家产生一定的影响，蒲松龄当然也不例外，他创作出来的狂人形象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当时的进步思想是息息相关的。狂人形象以“自我”为中心，在追求个人幸福时无所顾忌、率真无隐，无视礼教的约束，是任性放纵、豪放洒脱的。在社会与政治层面，这些狂人们大胆地与权贵者进行顽强的抗争。狂人对自由的大胆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彰显出的精神力量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他们渗透进了作者对社会的独特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狂人们的性格不尽完美完善，有时候性格上还会出现某种缺陷。但是，作者却以大部分狂人形象作为理想对象来颂扬，主要彰显他们“真”的一面，把他们当作自由美的化身。无论是狂人形象的非常态的个性特征，还是作者通过这些狂人形象表露出来的进步思想，都是与晚明崇尚“真”和人性解放的思潮是相一致的，与当时进步思想家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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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狂人形象之文化意义及评价
在蒲松龄之前，文学作品并没人专门写痴狂，作家往往只是有意无意地表现痴狂，蒲松龄之后，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痴狂也只是间或偶然地出现。[2]（P35）蒲松龄明确地把狂人形象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人物予以赞颂，这是文学史上的一大突破和创新。[2]（P35）
蒲松龄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光辉四射的狂人形象，还将自己的人生智慧溶解于其中，呈现出他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见解。
（一）揭露并抨击贪官酷吏的恶行
郭沫若评价蒲松龄“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蒲松龄在清朝残酷的文字狱威胁之下，以满腔的悲愤和非凡的才能，用他那枝犀利的笔，塑造了一批顽强刚烈、敢于挑战恶势力的人物形象，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社会中的统治者、贪官污吏、豪绅恶霸，揭露他们贪婪、暴虐、谄媚、昏庸、无耻等本性，以及欺压剥削人民的累累罪行，歌颂了被压迫者大无畏的斗争精神。那些以揭露当时社会黑暗，鞭挞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抨击社会的时弊为主题的优秀篇章，在这部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如：《鸮鸟》、《一员官》、《伍秋月》、《潞令》、《席方平》、《商三官》、《向杲》等，就属这类的作品。《席方平》、《鸮鸟》等篇揭露了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敲诈勒索。其中，蒲松龄的孤愤在《席方平》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席方平》一文中，席方平的父亲被奸人所陷害，席方平魂入城隍庙为父亲伸冤。然而“羊惧，内外贿通，始出质理。城隍以所告无握，颇不直席”。席方平愤恨不已，只好进入冥府，认为冥王能为自己伸冤，不料，整个地府被奸人收买。他们相互勾结，上下串通，对席方平威逼利诱，想使席方平屈服。席方平面对的阴司地狱，分明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封建社会的曲折写照。那鬼奴、狱吏、城隍、冥王正是现实社会中大小剥削者、压迫者的形象。他们勾结起来对一个弱者进行残酷的压榨。
《聊斋志异》这类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批评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势力及贪官污吏的罪行，具有现实性，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二）揭示出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考官的昏聩与贪鄙
科举取士原本是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人制度。但由明代开始，科举对格式过度重视，忽略考生的实际学识，陷入了僵化。大部分读书人思想被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所束缚，严重受到科举制度的毒害。而且，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以通过科举为读书的唯一目的，读书只为做官，只为光宗耀祖。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流弊越来越明显。某些真才实学者往往名落孙山，而那些文墨不通、品行低劣者往往挤入衣冠之列，使本为选拔人才的制度，成为扼杀人才的机器。因此，明末清初，批评科举制度的弊病，成为一股进步的思潮。蒲松龄是清代第一个以小说的文学形式来对其进行批判的作家，而且笔锋相当犀利尖锐。虽然作者在对科举制度弊端的归结上面有失妥当，深度还不够，但是对于科举制度弊端的认识还是极富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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