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化比较-------以唐宋儒学发展为例分析
【摘要】 唐宋时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是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同时也使后人研究的热点，并将其主要分为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本文主要是从唐代和宋代的儒学发展情况为例具体分析唐宋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主要表现为唐代儒学的新变，宋代儒学的复兴以及唐宋转型的思想突破。
【关键词】唐代 宋代 儒学 新变 复兴 文化转型
“文化”一词最早来源于《易经》中的“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此得知，“人文化成”便是我国传统的“文化”，即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就是以儒家传统经典为其依据，来教化人们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可知“文化”为文治教化之意。而儒家思想是在周代周公制礼的基础上，由孔子继承下来，经其弟子门人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想。它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一种治国思想。自汉武帝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出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家思想一直作为官方的指导思想来统治和治理国家，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运用的治国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傅乐成提出有关“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唐宋各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前者兼容并蓄，外来文化激荡较多，文化精神较为开放活泼，但安史之乱后，逐渐回归中国文化本位，儒学复兴，因此宋代可称为中国本位文化的建立期，他认为宋型文化具有高度成熟，发育定型，向内收敛的基本特征。在儒学这一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唐代儒学的新变，宋代理学的发展，儒家文化的复兴等方面。
一唐代儒学的发展
三教并存,儒为根本。唐代统治者奉行“以儒治国”的基本国策。宗教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力的统治工具在李唐治邦安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唐统治者们一方面徜徉于佛道之间,认真利用宗教的特殊作用来维护统治；一方面通过“三教论议”将佛道的宗教关怀与儒家的治世纲领对接,实现了三教共佐王化。武宗灭佛从反面说明了宗教存在对于国家的意义,儒学才是唐王朝的意识形态。 尊孔兴儒、科举取士、统一经学可谓李唐“以儒治国”的一体两翼。唐王朝通过尊孔兴儒自上而下来推广儒学,此谓一体。科举取士与统一经学则成为“以儒治国”的两翼。为了实现人才的有效选拔,唐朝实行科举取士,这大大调动了天下读书之人的积极性。“学而优则仕”,当读书之人苦读儒家经典并为之践行的时候,统治者的江山社稷就多了一份安宁。儒家经典成为必考内容,这体现了儒学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魏晋南北朝的风气是自由的,因此,知识与思想相对混乱,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与人才的选拔。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知识与思想,统一经学为李唐的稳定统治增添了一分筹码。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与理想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初步实现。
安史之乱及其后续影响使得国家权威不断失坠,主流的知识和思想没有找到拯救社会的方法,儒学仿佛沉寂下来。面对内忧外患,怀有儒家济世情结的士大夫们扛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以韩愈和李翱为代表的士大夫通过变革儒学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儒学踏上了新的征途,一米阳光照进了理学诞生的前夜，从而产生了儒学的新变。
唐代的儒学，大体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是新儒学，一是经学。唐代新儒学的性格特征，一是哲学思想品格，继承和创新了先秦原始儒学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二是政治实践品格，积极参与社会，勇于提出批评。以韩愈为代表发起的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了新的观念，这些观念对宋代儒学的兴起作了准备，唐代儒学的这些成就，在方法上得益于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在内容上，则说明了儒学发展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和吸收一样，都是儒学自身发展的动力所在。
二 宋代儒学基于唐代儒学基础上的的复兴
儒学在宋代的繁荣，是其继汉代繁荣之后的另一次发展高峰。宋学的兴起不仅使儒学
在经历了几百年与释、道竞争的尴尬局面后，再次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它最重要的理论成果——理学，也深刻影响了宋朝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面对思想界的这种状况,宋初许多儒者清醒地认识到,佛道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思想观念是迥然不同的,佛道之学的盛行,构成了对儒家传统的君臣父子的伦常观念的巨大冲击,削弱了儒学的地位。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发展,儒学就会产生更大的危机乃至彻底衰败,儒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全面指导就无法确立,现实中的纲常秩序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为此,从北宋初到中期,儒家士人进行了复兴儒学的种种努力，与佛教在思想文化领域争夺话语权。宋初，一些立场坚定的儒生继续韩愈的排佛路线，但都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这使得一些儒家学者认识到，要想成功排佛，必须从儒家自身的理论建设入手。如被时人目为排佛尊孔“尤为雄杰”[6]的北宋学者李觏指出：“欲闻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从释氏而求之。”[7]他认为，对于佛教不仅要从外部进行批判，更重要的是返回儒家经典，挖掘自家的理论资源，强化自身的理论建设。欧阳修也提出解决佛教之患的办法：“莫若修其本以胜之。”[8]即修明王政，教导人民知礼义，才能达到排佛的目的。这体现了儒家排佛策略的转向。此后道学家们返本开新、援佛入儒，发展、创新了儒家理论体系，最终解决了佛教对儒学的威胁。
在宋初诸儒复兴儒学活动的基础上,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邵雍的象数学以及三苏父子的苏氏蜀学在北宋中期先后兴起。他们反省儒学危机,突破了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儒家经典中蕴含的大义。与此同时,他们在探究佛道之学长处的基础上,立足儒家而又广搜博采,兼收并蓄,充分吸收利用佛道之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在经过长期而艰苦的理论探索之后,新的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儒学走向复兴。
荆公新学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重要代表。荆公新学学者通过对经典义理的阐发,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较好地解决了北宋的时代课题。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等理学学者力图建立贯通宇宙、社会与人生的理论体系,他们分别以“诚”“气”“天理”“数”为最高范畴提出了其本体理论,并通过对一系列范畴、命题的阐述,建构了较为完备的人性论与修养论，都将儒学的理论思维水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到南宋中期,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繁盛辉煌的新阶段。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活跃于学术舞台。他们继承北宋儒学发展的成果而又有所超越,在相互争鸣、论辩的同时又互相影响,互相借鉴、吸收,思想学术领域呈现出一片兴盛景象。湖湘学派的性学理论体系,闽学学派的天理学体系,象山学派的心学体系,永康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提升、深化了儒学。
其中朱熹更是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尽广大,致精微”,建构了包括天理论、人性论、修养论、格物致知论在内的繁富细密的思想学术体系。以朱熹理学体系的形成为标志,宋代儒学的发展已经趋于完备,儒学复兴的目标终于完成。从南宋中期开始,朱熹理学地位不断上升,影响不断扩大,最终占据了思想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并上升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社会数百
年之久,在民族精神的塑造及价值观念的形成等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三 唐宋儒学的转型
唐宋之际儒学转型是典型文化交流和文化双赢的论证。唐宋之际儒学转型是典型文化交流和文化双赢的论证。相较汉魏之际，唐宋政治（中央集权制度）、经济（平民地主经济）、思想（儒学经学向理学、佛教禅宗、道教内丹）、平民化、理性化、世俗化趋势渐强。作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变革，从实质看是中国本土的价值系统在面对异域文化即佛教文化的挑战下的爆发性回应。诚如陈寅恪先生言曰：“中国自秦汉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其中所言“新儒学”即是唐宋间中国思想转型的结果，也是唐宋入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从思想层面看，儒学的转型是儒家思想(乃至当时中国本土的价值系统)在面对异域思想文化即印度佛教挑战下，经过长期的冲突、激荡、涵化、反思、整合以后的一个不得不做出的、创造性的回应。由此重铸了儒学的形态——宋明理学，有学者把之称作为“新儒学”。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约的七百年间，作为外来思想文化的佛教由小变大，逐渐风靡于中国的思想界，并向传统的儒家和道家及道教思想提出了严峻挑战，使得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理想面临严重危机。当时的儒者排佛，不可谓不烈，但却不得要领，收效甚微。因为其排佛的范围不出强调儒学正统、伦常纲纪、夷夏之辨及经济因素这四个大的方面，即仅仅局限于在功效层面和价值层面上的抨击，却没能从思想理论的深度上加以批判，激烈有余而切中要害者不多。
在与佛教长期交涉中，经过不断的冲突、激荡、涵化和反思，儒家学者渐渐明白，佛教久排不去的症结，恰在于它拥有颇为精致的形上学理论体系。而传统儒学自孔子后所弘扬的主要是“齐家”之学和“治平”之术。传统儒学它面向人生，旨在济世，侧重于伦理、政治、教化，是以宗法血缘、伦理亲情为出发点的延伸和泛化。所以当时它主要是一套“以名为教”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规范，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和伦理的典章制度，即一种由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文化实体，那也就是人人必须在其中的生活世界。
因为佛教讲生、死、心、身，其理论体系无不是从宇宙论、世界观和认识论出发来论证自己学说的，亦即从讨论现实世界的真幻、动静、有无，人们认识的可能、必要、真妄等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这就迫使儒家学者必须做出回应，首先就要对最高存在的问题加以探讨，以回应佛教的挑战。批判佛教的宇宙论，肯定宇宙的本原为实有，为重新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奠定本体论的基础。因为，肯定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也等于肯定了现实社会生活秩序即仁义礼乐和名教规范的客观实在性及存在的合理性。由此再转向人的道德性命的修养即心性论上，重新确立儒学统摄人心的功能，使儒学既面目一新，而又保持了其“修己安人”的入世传统；既在理论结构上具有非宗教的特征，而在社会功能上又类似于宗教的“新儒学”， 从中反映了宋代新儒家异于前代的独特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