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赏析
《文心雕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文艺理论巨著。至今中外文艺理论界还没有哪一部著作可以与之媲美。它全面总结和阐释了文学原理、文体、创作、批评等问题，“体大而虑周”，论述精辟，是中国文艺批评最权威的典范论著。目前，专事研究其理论体系的“龙学”正日益兴盛。
南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的一天，梁武帝的开国元勋、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坐车从大街上经过。一个身背包袱、货郎打扮的中年人冲开护卫，挡住车驾，献上一部书稿。沈约带回阅读后，为之赞不绝口，把它“常陈诸几案”。在沈约的推荐下，这部书很快流传开来。它，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学原理性的经典巨著《文心雕龙》。拦车人就是它的作者，文艺理论大师刘勰。 刘勰(约公元465一约公元532)，字彦和。祖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齐王刘肥的后裔。他的父亲刘尚，做过南齐的越骑校尉。但刘尚早逝，家道中落。到刘勰20岁时，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去世了，他的境遇也就日渐艰难。但他“笃志好学”，遍览群书。在《文心雕龙·程器》中，他谈到自己的理想：“君子藏器，待时而动。??用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可以看出，刘勰深受儒家“用世”思想的影响，立志先“修身”，然后“治国平天下”。
母亲死后，刘勰守孝三年，便离开家乡去都城建业谋求出路。但因贫寒无名，没有人举荐，怏怏而返。不久，他便师从僧佑，到浮莱山定林寺协助僧佑整理佛教藏经。僧佑是南朝有名的博学高憎，曾编撰过《弘明集》。刘勰深受僧佑的影响。他终生未娶的生活经历和在《文心雕龙》中他对一些概念的阐释，都打上了明显的佛学烙印。除佛学外，僧佑还精通儒家经籍，并且藏书丰富。刘勰在定林寺的十几年中，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和古今文学作品，为他著述《文心雕龙》奠定了雄厚的学识基础。
刘勰著述《文心雕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他生活在一个社会思想极为开放，文学创作极为繁荣的时代。东汉以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分裂、大动乱、大融合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复杂，两汉“独尊儒术”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佛教开始传人并很快盛行，道家思想以蓬勃之势复苏，“谈玄”和向大自然寻求生命真谛的思想成为席卷全国的社会
思潮。哲学逻辑思想的大解放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文人们冲破了儒家倡导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束缚，抛开汉儒死守章句、图解经义的作法，大胆地抒写情性，反映现实，歌咏自然。自三曹等百余名作家的积极写作，开创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建安文学之后，一直到南北朝，诗文创作长盛不衰。这时期，朝廷也开始承认文学的独立地位，封建帝王和大批士族官僚也加入了创作的行列。魏文帝曹丕就是大家熟知的文学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文，而且还写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典论·论文》。宋文帝时设置了专门的文学机构“文学馆”，与原有的儒、道、史三馆并列。宋明帝时设总明观，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由于几代帝王的爱好和提倡，南朝连初识字的儿童都拼命地做起诗来。士族文人中甚至出现了“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况。
文学创作的繁荣，大量作品的产生，不免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这就需要文学批评去进行鉴赏和甄别，来指导创作和引导阅读。一些知识分子就着手品评诗文的工作，大量文艺批评论著应运而生。然而，由于此时旧的文学观刚刚被打破，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在当时的文艺批评中，虽然也有《文章流别论》这样的佳作，但更多的评论著作则没有准则，只是各随好恶地任意立论，造成文学批评中的高下颠倒，黑白不分的混乱状况。为了澄清当时文学批评中的混乱局面，使文学批评真正起到指导创作、引导阅读的作用，社会迫切需要“批评的批评”——科学的、权威性的文艺理论体系的产生。
刘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萌发了写作《文心雕龙》的宏愿的。从30岁左右开始，他发愤著述，经过五、六年的苦心孤诣地努力，这部文艺批评的扛鼎之作终于诞生了。刘勰也随着这部伟大著作的传播而名扬四海。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刘勰被朝廷启用，授予奉朝请等职务，后来又在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担任了东宫通事舍人，与昭明太子结为忘年之交，参与了《昭明文选》的编选工作。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四月，昭明太子死后，刘勰奉敕与沙门慧震上定林寺撰经，经成后，他就弃官为僧，法名慧地，一年后去世。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的著作现存的还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种。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艺原理性的理论专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块不朽的丰碑。《文心雕龙》这个书名的含义是，“文心”指写文章的用心，“雕龙”是指要把文章写得如雕绘龙纹一样精美。全书37000多字，分为50篇。今本的《文心雕龙》分10卷，上下两部，每部25篇，每篇又系以赞。从论述的内容上划分，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五篇，是作者自称的“文之枢纽”，也就是本书的总论，主要阐明白己所建立的文学批评体系的根本原则。《原道》篇提出写作最根本的是要表现“自然之道”，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由事物的本质意义出发，不能以文害志，以文害物。刘勰这样强调“道”，也是为了反对六朝文学创作中过分雕琢而违反自然美的不良倾向。《征圣》和《宗经》二篇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概括了写文章要“衔华佩实”的基本原则。
第二部分是文体论。包括《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讳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招策》、《檄移》、《封弹》、《章表》、《奏启》、《议对》、《书记》20篇。这部分从“原始本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和“敷理举统”四个方面，论述了35种文体的源流和特征，将文章分为“文”和“笔”两大类，解释其文体名称和意义，并列举以往的作家的创作，评论其作品，概括出每一种文体的特征和写作要领。这一部分是从感性材料上进行分析，为后文进一步进行理论阐述打下了基础。
第三部分是创作论。包括《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炼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述》、《事类》19篇。这之后的《时序》和《物色》两篇虽然包含了文艺批评的内容，但也有关于创作的论述。这21篇是作者所称“割情辞采”的内容，是对总论中提出的“衔华佩实”的文学总体要求的具体论述。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的构思、艺术风格、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继承与革新、文学创作中的具体的艺术技巧(如声律、比兴、夸张等艺术手法的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