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是在制造新的犯罪，是在随意解释那些被宣传为永恒不变的美德和邪恶。如果必须禁止有可能引导我们犯罪的一切，那么我们的境况将会怎样呢？那就非得让人们不要去使用自己的感官了。有一种动力促使人们去进行一次真正的犯罪，就有一千种动力促使人们去采取破坏法律称为犯罪的那些无关紧要的行为。如果说，犯罪的可能性取决于有多少推动力的话，那么，扩大犯罪的范围就等于提高犯罪的可能性。
这种法律大部分只是一些特权，是大家奉献给少数人享用的供品。 你们想预防犯罪吗？那你们就应该把法律制定得明确和通俗；就应该让国家集中全力去保卫这些法律，而不能用丝毫的力量去破坏这些法律；就应该使法律少为人的某些阶层服务，而让它为人服务；就应该让人畏惧这些法律，而且是让他们仅仅畏惧法律。对法律的畏俱是健康的，然而人对人的畏惧则是有害的，是滋生犯罪的。受奴役的人比自由人更加纵欲、放荡和残忍。自由人所考虑的是科学和国家的利益，他们注视着大目标，并孜孜以求。而那些满足于眼前时光的奴隶，则企图在放荡的喧闹中忘却自身所面临的灭亡。他们已经习惯了一切捉摸不定的结局。在他们看来，犯罪的结局也是难以预料的，这助长了支配他们的欲望。如果法律的捉摸不定出现在一个因水土原因而懒散的国家，那么，这种情况将保持并助长该国家的徽散和呆钝。如果法律的捉摸不定出现在一个贪求享乐而活跃的国家，那么，它将使该国家的活力在无数琐碎的尔虞我诈中消耗殆尽；这种尔虞我诈把背叛和弄虚作假变成谨慎的基础，因而，使人心四分五裂。如果法律的捉摸不定出现在一个勇敢、强大的国家，那么，在经历了从自由到奴役，从奴役到自由的多次波折之后，这种情况最终将被消除。你们想预防犯罪吗？那你们就应该让光明伴随着自由。知识传播得越广泛，它就越少滋生弊端，就越加创造福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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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大妄为的骗子往往是一个非凡的人，愚昧的人民对他顶礼膜拜，明达的智者则对他嗤之以鼻。知识有助于鉴别事物，并促进各抒己见，使很多情感相互对照。这些情感越是在他人那里发现同样的观点和同样的批评，就越容易相互改造。当光明普照国家的时候，愚昧无知的诽谤将停息，丧失理性的权威将发抖，法律的蓬勃力量将不可动摇。因为任何明达的人都会将自己所牺牲的那一点无益的自由同其他人所牺牲的自由（如果没有法律，它们可能共同侵犯他）的总和进行对比，因而，他们热爱公开的、明确的和有益的共同安全的契约。每个具有敏感心灵的人，只要浏览一下优秀的法典， 并发现自己所失去的只是那种使他人受损害的有害自由，他将情不自禁地赞美王位的占据者。科学总是有害于人类，这种观点并不真实，过去曾存在过这种情况，那是人们所不可避免的一个灾难。人种在地面上的繁衍带来了战争、比较粗陋的技艺和原始的法律；这些法律是一些暂时的契约‘，它们根据需要产生和消灭。这就是人们最初的哲学，它的少量成分曾是正确的，因为人的懒惰和不大精明使它们免于谬误。然而，随着人口的繁衍，人的需求也在成倍增长。需要用一些比较强烈和持续的印象，阻止人们重新返回日益有害的、原始的非社会状态之中。最初的谬误使人们生活在被虚假地神格化的土地上，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我说这是伟大的政治福利），并创造了一位主宰我们的、无形的宇宙调节者。那些敢于突然抓住人心并把温顺的愚昧牵到供桌之下的人，、曾经是人类的恩人。这些人向人们介绍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当人们以为接近了这些东西时，它们却从人们面前消失了。这些对象从不受到蔑视，因为它们从没被清楚地加以认识。就这样，他们把各种欲望都结合并聚集在紧紧地抓住人心的独一对象上面。这就是所有由野蛮民族构成的国家的最初情况，这就是那个创造伟大社会的时代，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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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社会所必需的、甚至是惟一的纽带。我这里并没有讲上帝所选择的那个民族，最非凡的奇迹和最显赫的恩惠在那里已取代了人类政治的地位。但是，无限分割是谬误的一种属性。同样，由此产生的科学把人们变成一群狂热的瞎子，他们在一个闭塞的迷宫中互相冲撞，以致使某些敏感的和哲学的心灵甚至羡慕古老的野蛮状态。最初的时代就是如此，当时的知识或更正确地说是见解，是有害的。从谬误到真理、从黑暗到光明的艰难面可怕的过渡，属于第二个时代。为少数豪强效劳的谬误同对多数弱者有利的真理发生着冲突，在当时受到厌弃的欲望开始靠近和活跃，这些都给可怜的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相隔一定时间之后的历史，同先前的历史往往极为相似，研究这些历史的人常常发现：从无知的愚昧到哲学的明达，从专制到最终的自由，经历着痛苦面必需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有整整一代人为后代的幸福作出了牺牲。然而，一旦人们的心灵安静下来，一旦焚尽国家积弊的烈火熄灭下来，真理的前进步伐就由缓慢到迅速，真理就登上了君主的王位，并被供奉于共和国的议会之中。到了这个时候，谁还会认为：使人启蒙的光明比黑暗还要有害呢？真实而简单的事物关系在被人们正确认识之后，还会给他们带来灾难吗？如果说一知半解比一无所知更加有害的话，那是因为一叶障目的人避免不了谬误，而一知半解正是把这种谬误的恶果同无知的恶果联在一起。开明者，对于那些委托他们保管和守护健康法律的国家和君主来说，是最珍贵的天赐。这些开明者习惯于正视真理，而不是恐惧真理；他没有大部分的舆论需要，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种证明美德的需要却从来都是难以完全满足的，他善于用最卓越的观点来观察人类，在他看来：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情同手足的家庭。他视野中的人类越壮大，伟人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就越小。哲学家的要求和兴趣是凡人所理解不了的，他们在公开的光明中不推翻在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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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传的原则，他们养成了为自己而热爱真理的习惯。选择
出这样一些人是一个国家的幸福。但是，如果善良的法律不使这种人的数量增加，以致降低常常出现的不良选择的或然率，那么这种幸福就只是暂时的。预防犯罪的另一项措施是：使法律的执行机构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组成执行机构的人越多，践踏法律的危险就越小，因为在互相监督的成员之中，是很难营私舞弊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威越小（尤其是同冒险相比较），他们对于提高自己的权威就越不感兴趣。如果君主依靠某些器械、仪式以及严厉的救令，或者通过准可自认为受到压迫的人提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起诉，来使臣民擎习惯于畏惧司法官员，而不是畏惧法律，那么，这种畏俱更容易使这些司法官员有空可钻，而君主从中将难以赢得自身和社会的安全。预防犯罪的再一项措施是：奖励美德。我发现，当今所有国家的法律对这个议题普遍默不作声。如果说，科学院对于真理发现者的奖励促进了知识和优秀著作的繁荣，那么，慈善的君主所颁布的奖励为什么就促进不了道德行为的昌明呢？在明智的分配者手里，荣誉的奖金总是用之不竭，一本万利的。最后，预防犯罪的最可靠但也是最艰难的措施是：完善教育。这个题目太广泛了，它超出了我所论述的范围；我还敢说：它同政府的本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到了最遥远的公共幸福时代，将再没有一块贫膺的并且只由少数哲人偶尔开垦几下的土地。一位给曾经迫害过他的人类带来光明的伟人 ① ，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什么是对人类真正有益的教育的基本准则：教育不在于课目繁多而无成果，而在于选择上的准确，当偶然性和随意性向青年稚嫩的心灵提供道德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摹本时，教育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为了防止它们误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无可辩驳性，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来的只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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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暂时的服从。
四十二、总结
总结从以上论述中，人们可以总结出一条颇为有益的普
遍公理，然而它却不那么符合习惯 ― 某些国家中最普通的立法者。这条公理就是：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人或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来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枉微的、同犯罪相对称的并由法律规定的。
贝卡里亚传略
黄风回切萨雷 〃 贝卡里亚（晓～ BeCCaria ) , 1 738 年 3 月 15 日生于米兰。他的家庭原籍是帕维亚，据说 14 世纪贝卡里亚家族的成员曾获得过对那里的统治权， 18 世纪初被授予侯爵的称号。他祖母去世时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因此，从他父亲开始，在?贝卡里亚?这一姓氏前加上了他祖母的姓?波内萨娜? ( Bo ? ）。依靠遗产和其他家庭收人，贝卡里亚出生后一直过着贵族的富裕生活。作为长子，贝卡里亚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8 岁时，贝卡里亚被送进帕尔马的一所耶稣会学校上学。他十分厌恶那里的宗教课程，但却以在数理课程中表现出的天赋而出类拔萃，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 - ?小牛顿?，学校的老师也承认他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在帕尔马度过 8 年后，贝卡里亚进人帕维亚大学攻读法律专业，于 1758 年 9 月 13 日毕业。毕业后回到米兰，加人了当时很时髦的一个文人俱乐部?被改造者学社?。在那里，他认识了许多上流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作家，包括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民主主义者、经济学家彼得罗 〃 韦里（巧咖 verri ）。在俱乐部里，贝卡里亚常撰写一些针贬时弊的打油诗，但没有留下什么惊人之作。 1760 年，年满 22 岁的贝卡里亚爱上了一位 16 岁的活泼、漂亮的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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