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英语中汉语借词看 中国英语的发展趋势(一)
论文关键词：汉语借词中国英语中国文化汉化思维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英语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众多的汉语借词。随着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汉语借词最终可能会发展成为中国英语词汇部分。中国英语是成长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用来交流的，以规范英语为核心的英语变体，它受中国文化和汉语思维的影响。中国英语在诸多层面有着自身特点，本文在各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考与总结，从中国英语的存在依据、概念界定、语言特征和发展前景四个角度作了分析。
语言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作为语言最敏感、最活跃因素的词汇，则是观察社会生活变化的一个窗口。语言之间相互借用是语言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英语作为当今世界广泛使用的语言更是如此。英语发展成一种世界性的语言从世界各个语种中吸收了不少词语，汉语也毫不例外。英语中的汉语借词几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等所有领域。根据我国学者的最新统计，英语中的汉语借词有1488个(汪榕培，常骏跃．2001)。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新闻报刊上出现的，未被收录进词典的汉语借词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英语中大量涌现汉语借词的现象始于一百多年前。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及对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不断扩大与深入，英语中更是大量借用反映中国文化各方面特有的事物与现象的词。如TaiChi(太极拳)、Kung—fu(拳术，武术，功夫)、silk(丝)、mahiong(麻将)、Yangkof秧歌)、ShiChing(诗经)、Taoism(道教)、fengshui(风水)、Confucius(孔子)、Mencius(孟子)、Maoism(毛泽东思想)、papetiger(纸老虎)等等。显而易见，这些词一般都表示中国的特有事物或汉语里的特别说法。 另外，新闻媒介也在深深地影响着英语中的汉语借词。中国在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日报》(ChinaDaily)以及其他的诸如《北京周报》、《中国建设》、《时代周刊》和一些英文电视节目，特别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以及互联网等，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影响着汉语借词的输入。每年《中国日报》所发布的“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大部分是以意译的形式而出现的。比如“菜篮子工程(vegetablebasketproject)”、“乡镇企业(townshipenterprises)”等。可以预见，在这些“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中，一部分词汇将成为永久的英语词汇，并且随着社会、文化和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汉语借词最终会发展成为中国英语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早在1980年，葛传规先生就提出了“中国英语”的概念。他说：“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如科举(imperialexaminations)、翰林院(HanLinYuan)、五四运动(MayFourthMovement)、白话文(baihuawen或baihua)、人民公社(peopleScommune)、四个现代化(fourmodernizations)等，这些不属于讲英语民族的人所惯用的词语，应当称作ChinaEnglish。”虽然这种提法引起了很多争议，但从此以后“中国英语”(ChinaEnglish)被学者们广泛使用和讨论。
纵观诸多学者对中国英语近二十几年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大家由刚开始对是否存在中国英语提出质疑继而转向对它的肯定与拥护，纷纷为之著书立说，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把握。有从下定义着手对其进行界定的，像汪榕培、李文中、谢子君、姜亚军等；也有学者呼吁大家对中国英语进行系统的描述性研究，像杜瑞清和姜亚军等。在一片拥护声中，也有学者提出告诫如果中国英语一味地强调本土化，会陷入语言虚无主义的迷茫中，如邱立中等。下面借助各位学者的肩膀，结合自己的归纳与思考，谈谈笔者对中国英语的看法。 一、中国英语的存在依据
全球化使英语已经成为一门被世界所拥有的国际语言，同时也加剧了英语的本土化。本土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再生的过程，是英语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英语在本土化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制度化或实用型变体，如除了原有的英式英语、美式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
英语之外，又在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家出现了诸如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南非英语等，并慢慢为英美国家所认同。与此同时，在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也出现了日本英语、巴基斯坦英语等，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也逐步得到英语国家人士的认同。而中国英语就是在这一大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中国英语的形成是中国英语使用者在英语交际过程中由于英汉思维差异和缺乏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英语结构，而顺应母语文化、思维以及母语语言结构的结果，是文化、思维及语言结构层面上的一种补缺现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极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词汇量，增强了英语的表现力，扩大了英语在中国和中国文化上的影响范围。 二、中国英语的概念界定
第一位给中国英语下定义的人是汪榕培。1991年，他在《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一文中把中国英语界定为“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1993年，李文中在《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一文中对中国英语作出了新的界定。他认为，以往把中国英语理解为英语中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词汇，“虽然道出了中国英语的主要构成，但未免太狭窄”，而汪榕培对中国英语的定义“虽更严谨和富于概括性，却嫌粗泛”。 1995年，张培成和谢子君两位学者先后撰文，对中国英语发出了冷静的质疑。张培成认为：汪文与李文“在看待中国英语的问题上皆忽视了一个重要方面——使用目的与国别变体的关系，因而导致了结论上的某些缺陷”。张文指出，中国英语不是一种已经制度化的“国别变体”，而是“作为外语的变体或“使用型变体”(performancevariety)。不久，贾冠杰和向明友(1997：11)也给中国英语下了一个定义：中国英语是“操汉语的人们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色的英语变体”。显然，这个定义是对汪榕培的中国英语定义的修订，虽然将之扩展到“操汉语的人们使用的”范畴，但仍有遗漏之处。中国英语的中国特点可视为中华民族特有文化和思维方式在英语使用中的反映。但是，某种思维方式可以脱离原来的语言载体而沉积下来，影响一个人对其他语言的使用。拿美国的华裔作家为例，他们的作品有一股明显的“中国味”，其实他们中很多人根本不懂汉语。因此，将中国语言理解为“操汉语的人们使用的”语言变体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
看来，任何定义从不同角度去审视，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对中国英语我们虽不能确切地下定义，但可以认识它的几方面特征：首先，它必须符合英语的一般语法规则并且能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其次，它传达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再次，在国际交流交往中，用于表达富有中国特色特征的事物；最后，它具有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等语言特征。
三、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
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深受中国文化和汉语思维的影响，表现在语音、词汇、句法和篇章四个层面因为语言的核心是语音和语法的结构模式，而不是词汇，所以语言变异较多地反映在词汇层面，而语音和语法相对稳定，变异现象不明显。
1．语音层面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方面。音段音位用来表达词法结构，它包括元音和辅音以及它们在音节中的配置；超音段音位用来表达句法结构，主要包括重音、声调、语调、音渡等。音段音位方面，出现了音素替换现象，因为英语有48个音素，汉语只有40个，所以中国英语中有用相似的汉语音素来替代英语音素的现象。如将印ple／~pl／念成／eipl／；还有音素增减的现象，由于汉语中没有辅音群，辅音之间总有元音隔开，所以，不少中国学生遇到辅音连缀时，往往在中间插进一个元音，如插入／a／的音。超音段音位方面，中国英语的声调和轻重音不同于英语。在由语调构成的整个语句的音高模式上，汉语语句中每个字都有声调，而英语单词没有固定声调，中国英语整个语句的音高模式受汉语的影响，表现为音高较高，缺乏起伏变化。在轻重音方面，中国英语的词重音过多，有时重音位置不同于规范英语，这是因为英语的多音节词中清读音节多，重音一般只有一个，次重音多为节奏的需要而设；汉语的字音节都有声调，不易弱化，故多音节词的重音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