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关宏：慎提“中国式民主”

孙关宏：慎提“中国式民主”

孙关宏，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中国式民主”与“中国民主的特色”之间的差异现在抬高“中国式民主”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近年来，这种声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虽提出“制度自信”，但并无“中国式民主”的提法，只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发展和完善中。第二阶段，明确提出“中国特色民主”，作为制度自信的主要内容，但有的学者还是坚持认为中国民主尚需发展和完善。第三阶段，提出“中国式民主”是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理论创造，并且超过美国式民主，超过西方民主。如果这三个阶段发生在较长的时段内，随着中国民主的推进而导致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也许是正常的。而我们现在不是这样，仅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大约二三年)，中国民主的变化并不大，但理论评价却步步升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无非是探索真理，这就需要我们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同时也尊重自己的良知。这应该是对学者的基本要求。当然，我们的学术要为现实服务，这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如何为现实服务。新中国政治学泰斗赵宝煦先生说过：我们的政治学只能靠自身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道唯上、唯书，不能摆脱干扰，那就是伪科学。用伪科学为现实服务，不仅于事无补，还会帮倒忙。我今天的发言，完全是就问题谈问题，就学术谈学术，不针对任何

人。我是抱着真诚的态度和大家交流探讨。 我认为，“中国式民主”和“中国民主的特色”，这两个概念貌似相近，然而在含义上却相去甚远。中国民主有特色，这是不用质疑的。因为每个国家的民主(只要是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民主有特色，很正常。而“中国式民主”，就不一样了。它是一种特殊的模式，是从理念到制度，从程序到运作方式，一整套的都有和别国不同的特殊贡献。这应该是要求比较严格的，最好由别国人去评价。例如，美国的民主是有特色的，但最早宣传、总结美国民主的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他从1831年5月9日到1832年2月22日，在美国考察了9个月零几天，回国后，于1835年和1840年相继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书中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全面、系统而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了美国民主的方方面面，从民主产生的历史社会文化根源，到发展过程，从制度内部结构到运作方式，及其存在的问题，再到民主的广泛社会影响。这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民主理论的巨著。相比较而言，如果我们仅用几篇文章就能论证中国式民主，未免单薄和草率了一点。 从当今世界来看，尽管很多国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好像没有哪一个国家说自己是“××式民主”的。所以曹沛霖教授在讨论“中国式民主”时，建议：还是说研究“中国的民主”吧。我赞成这个主张。二、对“中国式民主”的五点思考和质疑上面说的是中国民主的表达问题，如果从民主的内涵来说，

我们的民主还不够完善和成熟。下面提几点质疑和大家一起探讨。第一，我们的制度是不是完善了?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如何保证它是最高权力机关，有没有具体制度来保证?它有权监督政府工作，如何监督?也缺少相关配套的法规。法律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落实到县级人大代表选举时，问题不少，有了选举法也不一定完全实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也有不少是没有落实的。再如人民政协制度，尽管宣传上拔得很高——中国式协商民主。但实际上，从协商的内容到协商的形式、协商的主体，都是很有限的，没有详细的规定。当然，有的地方在基层治理中探讨协商民主的形式，还是有意义的。再如，中国特色民主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起来。但问题是有没有完善的制度保证。党的领导是刚性的、明确的，而人民当家作主则是柔性的、比较模糊的。如果真的要统一起来，最重要的是做到三者之间的平衡，这就需要制度的改进和完善。我们现在正确的口号很多，但很难落实。现在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所以，有学者说，我们有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但缺少基础性制度，制度运作多有缺陷，大有发展空间。第二，在说到民主的价值时，上世纪80年代学界流行一句话：民主不能做到最好，但可以避免最坏。当时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重要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