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关宏:慎提“中国式民主”

孙关宏:慎提“中国式民主”

孙关宏,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中国式民主”与“中国民主的特色”之间的差异现在抬高“中国式民主”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近年来,这种声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虽提出“制度自信”,但并无“中国式民主”的提法,只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发展和完善中。第二阶段,明确提出“中国特色民主”,作为制度自信的主要内容,但有的学者还是坚持认为中国民主尚需发展和完善。第三阶段,提出“中国式民主”是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理论创造,并且超过美国式民主,超过西方民主。如果这三个阶段发生在较长的时段内,随着中国民主的推进而导致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也许是正常的。而我们现在不是这样,仅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大约二三年),中国民主的变化并不大,但理论评价却步步升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无非是探索真理,这就需要我们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同时也尊重自己的良知。这应该是对学者的基本要求。当然,我们的学术要为现实服务,这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如何为现实服务。新中国政治学泰斗赵宝煦先生说过:我们的政治学只能靠自身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道唯上、唯书,不能摆脱干扰,那就是伪科学。用伪科学为现实服务,不仅于事无补,还会帮倒忙。我今天的发言,完全是就问题谈问题,就学术谈学术,不针对任何

人。我是抱着真诚的态度和大家交流探讨。 我认为,“中国式民主”和“中国民主的特色”,这两个概念貌似相近,然而在含义上却相去甚远。中国民主有特色,这是不用质疑的。因为每个国家的民主(只要是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民主有特色,很正常。而“中国式民主”,就不一样了。它是一种特殊的模式,是从理念到制度,从程序到运作方式,一整套的都有和别国不同的特殊贡献。这应该是要求比较严格的,最好由别国人去评价。例如,美国的民主是有特色的,但最早宣传、总结美国民主的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他从1831年5月9日到1832年2月22日,在美国考察了9个月零几天,回国后,于1835年和1840年相继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书中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全面、系统而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了美国民主的方方面面,从民主产生的历史社会文化根源,到发展过程,从制度内部结构到运作方式,及其存在的问题,再到民主的广泛社会影响。这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民主理论的巨著。相比较而言,如果我们仅用几篇文章就能论证中国式民主,未免单薄和草率了一点。 从当今世界来看,尽管很多国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好像没有哪一个国家说自己是“××式民主”的。所以曹沛霖教授在讨论“中国式民主”时,建议:还是说研究“中国的民主”吧。我赞成这个主张。二、对“中国式民主”的五点思考和质疑上面说的是中国民主的表达问题,如果从民主的内涵来说,

我们的民主还不够完善和成熟。下面提几点质疑和大家一起探讨。第一,我们的制度是不是完善了?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如何保证它是最高权力机关,有没有具体制度来保证?它有权监督政府工作,如何监督?也缺少相关配套的法规。法律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落实到县级人大代表选举时,问题不少,有了选举法也不一定完全实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也有不少是没有落实的。再如人民政协制度,尽管宣传上拔得很高——中国式协商民主。但实际上,从协商的内容到协商的形式、协商的主体,都是很有限的,没有详细的规定。当然,有的地方在基层治理中探讨协商民主的形式,还是有意义的。再如,中国特色民主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起来。但问题是有没有完善的制度保证。党的领导是刚性的、明确的,而人民当家作主则是柔性的、比较模糊的。如果真的要统一起来,最重要的是做到三者之间的平衡,这就需要制度的改进和完善。我们现在正确的口号很多,但很难落实。现在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所以,有学者说,我们有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但缺少基础性制度,制度运作多有缺陷,大有发展空间。第二,在说到民主的价值时,上世纪80年代学界流行一句话:民主不能做到最好,但可以避免最坏。当时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重要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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